陈独秀的赛先生

陈独秀的赛先生是陈独秀对科学的一种拟人化表达，它是陈独秀对科学的一种独特认识。在概念阐述上，陈独秀的赛先生实质上远离了科学的本质含义；在功能定位上，赛先生传递了一种强烈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在科学的社会文化利用方面，赛先生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它既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和表达，更深刻地影响着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人们关于科学的认识和表达。

陈独秀把科学认识为赛先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主编《安徽俗话报》时，他就开始撰写一些反对封建迷信、宣传科学常识的文章。科学此时在他心目中还只是一些有用的常识性自然知识。直到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以科学与人权（也即民主）为口号，发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科学已从有用的知识一跃而成改造社会文化的武器。

陈独秀的赛先生虽然身体单薄、面貌模糊，但他却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凸现了自己，爆发了能力量。陈独秀对科学的认识虽不全面，但他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对科学的无限效能却始终充满信心。作为批判工具的赛先生。陈独秀如此推崇科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所具有天然的批判力量和理性精神。再也没有比科学更好的武器，可以直接被陈独秀用来挑战旧的宗教、反对封建迷信了。

赛先生的出现是中国科学启蒙运动进入到20世纪初的必然现象。通过早期传士对科学的介绍，洋务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引进，以及后来维新人士对科学的阐发，科学在20世纪初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进入到中国社会。

陈独秀是赛先生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但却不是科学先生化的第一人。科学在近代中国一直就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担当了本来不该担当的许多任务。只不过这种情形在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表现得更为明显，才有了陈独秀为科学正式定名为赛先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