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凌晨，即将年满100周岁的李佩先生去世了。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她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81岁那年，她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坛，她还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一个世纪的时光，她曾跑遍了大半个地球。今天，她飘然离去了。
2015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人物版曾整版报道过她的故事，今天，我们重温旧事，以此纪念李佩先生。
李佩，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偶像级”教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说：“李佩先生是一位普通教师，但是她一心为学生、一生为生。”这位99岁的老人被一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尊称为“师母”，因为她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的夫人。
更多时候，李佩被人们看作是一部“传奇”：她曾代表中国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发出第一个声音；她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80岁时，还站在讲台上为博士生授课；90岁时，她组织“中关村专家论坛”并亲自主持；从95岁起，她耗时三年，组织多位学者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间发表的英文论文集，高质量地翻译成中文。
1956年10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国后，就一直住在北京中关村科源社区的几栋青砖小楼里。李佩与郭永怀的家，无论何时她都舍不得离开。
李佩祖籍江苏镇江，父亲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专业毕业回国后，全家迁至北京。1936年，在贝满女中毕业后，她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还考上了燕京医预科。然而，父母不同意李佩上大学，更不允许她上男女合校。经过一番抗争，父母妥协的结果是读北大，因为离家近，可以走读。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李佩因出色的组织能力，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并作大会发言。
重庆工作时，李佩亲历了1946年的“较场口事件”。惨案发生时她就在现场，只因当时正为一名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才幸免于难。由于出众的才能，李佩得到了当时美国工会在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的赏识，被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7年2月，李佩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涯。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郭永怀。彼时的郭永怀已小有名气，作为“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毕业生，他受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
在康奈尔，郭永怀从事的是当时最尖端的空气动力学课题——帮助飞机突破音障。经过努力，郭永怀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两位年轻人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相遇相知。李佩后来回忆：“我跟老郭倒也不一定是在康奈尔认识的，在西南联大时，我们彼此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结婚。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刚刚发表奇异摄动理论——一种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难题而开创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而驰名世界，他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只能在焦灼中等待回国的机会。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不再禁止中国学者出境，李佩回忆：“老郭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挂记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当众烧毁了自己一部未出版的论文手稿，乘船踏上归途。郭永怀一回国，就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投身于刚组建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立，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还经常给力学系的学生授课。李佩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宿舍楼刚刚建成，条件简陋，她给人的印象是低调且细心。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是师母给预备的。
后来，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与青海间，频繁的高原反应，让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李佩回忆：“那时，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了，就自己拿一个小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1964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和钱学森、王大珩等同事一起吃饭，他们平时很少聚会，但那天显得特别高兴，还喝了酒。李佩说：“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飞机回京途中发生事故，爆炸起火。当人们从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遗体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
二人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年仅59岁。
在他牺牲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教师是李佩最热爱的职业。1961年，她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然而，“文革”爆发后，由于留美经历，李佩背上了“美国特务”的重大嫌疑。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都在已南迁至合肥的中国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教课。直至1973年后，过年时才被允许回家，有时买不到硬座票，只能坐在车厢地板上回京。
“文革”后期的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人员，这些学员会被集中到中国科大培训英语，李佩幸运地被抽调出来教授英文。197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郁文参观中科院合肥分院，偶遇李佩，得知她还在接受审查，十分惊讶：“这不对头，你该调回北京去。”一年后，李佩调动的手续办好了。而当时正为培训班上课的她不想半途而废，直到暑假课程结束才启程回京。那一次，她终于买到了一张软卧车票。
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那一年，李佩进入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十年动乱，英语教学人才青黄不接。研究生院筹备之初，第一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邀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事实上，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她手下只有三名北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三人专业分别是英、法和德语，为800多名研究生开设外语课，这几个“兵”远远不够。
招募，成为李佩上任的头等大事。
有意思的是，许多“右派”教师被李佩请了来，黄继忠、许孟雄就在其列。黄继忠原是北大一名优秀的英文教师，后被发配到银川，与家人分离。李佩帮他又重新调回北京。上了一年课后，黄继忠告诉李佩，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许孟雄则是人大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
在海淀区一间矮房里，李佩问许孟雄夫妇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许孟雄说，补习班每月有40元收入。李佩就说，请你到研究生院教英文，每月80元工资，上课时可派一辆车来接。许孟雄说，不用了，我家离学校很近，可以走过去。后来，李佩得知了许孟雄的“大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即许孟雄。许孟雄上课时，一个“in”“on”的搭配能讲上两小时，妙趣横生。
李佩说，外语教学决不能搞成“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必须同时重视“听、说、读、写”，而她尤其重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英语课程结业有一个口试环节，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自己的所学专业内容、能解决什么科学和社会问题，李佩甚至书面邀请学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就有关专业问题进行提问。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回忆：“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腰也塌下来了，真想第二天请个假歇一歇。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难道李佩老师是神仙吗？她就不累？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她，她说，当然累，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
苗楠是李佩第一个博士英语班的班长。他回忆说，上学时有一位美籍华人外教邓洁贞，住在友谊宾馆专家公寓，李先生鼓励我们每周日到邓老师的住处交流互动，以此加强英语环境的熏陶，口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83年，还在读博的苗楠迎来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来中国教学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通信署首席科学家、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代通信理论奠基人之一Van Trees当同声讲课翻译助教。他出色的英语能力获得了中外双方的一致好评。
李佩从不把外语看作工具课，而是当作文化课。她曾总结说：“大学英语要求‘四会’，但真正做到不容易。
比如从阅读中，可以学到写作，所以我们挑选最好的文章做范例，让大家看好的文章怎么开头、发展和结尾的。这样，就可以学会写作的技巧。学英文不是让学生学会ABC。我们有些文章是谈科学前沿的，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有的文章是科普的，也许跟专业无关，但仍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另外，我们选的很多文章是哲学方面的，有关为人处事之道，都希望给人启发。
比如我们最近编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教材，不是科技英语，这个教材等于文化课，有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也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不单纯是为了教科技英语，所以我讨厌有些人说我们科技英语办得如何如何。如果说我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我好多想法都和当前的时尚相反。”
中科院力学所王克仁研究员回忆，我们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上李先生的课，那是一种享受。当讲到语言学家叶思普生某篇文章时，李先生会拿葛传槼的文章给我们看。葛传槼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人编牛津词典要找他；叶思普生，丹麦人，英语学得好，英国人学英语要跟他学。李先生拿这两个人的事例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和信心。
后来，教育部编写大学英文教材，需要一个搞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教授，以便让大学英语教材与研究生英语接轨，李佩被请了去。于是我们看到，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英语精读编委第一位就是李佩。
谈到这位恩师，苗楠说，有一篇文章对李先生的描绘最准确也最凝练：“李佩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李佩当年的学生，大多已成为国家栋梁，而仅本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班子中就有四位：白春礼、李静海、丁仲礼、方新。
1997年，李佩78岁，女儿郭芹却因病辞世。中年丧夫、老年丧女，面对命运的波折，坚强的她没有因此缺过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
如今，已经99岁的李佩仍然闲不住。5月27日上午，她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北四环的某研究所会议室。老人端庄且健康，主持了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论坛。论坛的主办机构是“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牵头人为李佩和郑哲敏院士。研究会成员不定期邀请社会著名专家来做报告。每次活动举行，李佩不仅全程参加，而且还担任主持人。
1999年，年逾80岁的李佩正式离开教学岗位。离休后，她依然保持着“做事”的习惯。李佩和桂慧君等一批女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其实就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互助组织，是一个老年群体自主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社区。服务中心随时为社区老人提供必要服务，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起居。
而从95岁起，李佩更是花了三年时间，组织她、郭永怀以及钱学森的多位学生，把钱学森在美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集，高质量地译成中文。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争执，一概由她亲自审阅并定稿。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为大家多做一点事。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佩是美丽的化身，是博学、爱心、优雅的象征，更是大胆创新、勇于挑战的象征。从研究生外语教学变革到创立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从积极推动中美CUSPEA项目到开辟新中国自费留学之路，从为青年学生筑梦未来，到扶助社区中老年群体，李佩一路都在岗位创新、制度创新、角色创新。创新者，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