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1917.12.20-2017.1.12）北京时间2017年1月12日1时26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国早期回国专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夫人李佩先生，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得知消息后，与李佩先生交往近60年的老朋友、老同事颜基义教授深感悲痛。2013年，为纪念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先生牺牲45周年，颜基义教授曾撰文《有一种大爱，行走在天地间的双行道》献给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这对传奇伉俪，后收录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山仰止 大爱无疆——我们心目中的郭永怀和李佩先生》一书。
经颜基义教授和出版社授权，《赛先生》今日重新刊发此文，以此纪念李佩先生。在联系授权过程中，颜基义先生向《赛先生》发来如下文字。悲恸之际，以英国诗人W.S.Landors的诗句献给敬爱的李佩先生：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part. 我以生命之火温暖我双手。它一熄，我即离去。
李佩先生向我们不停招手的画面，永久定格在我们心中，时间是2016年12月20日，中日友好医院病房…….
李佩先生百岁仙逝挽联：佩怀情深，携手建殊勋；先生独担当，期颐传奇惊学界；纨蕙意挚，同心施大爱；学友共用享，漫长前路步君程。
那一刻，她的平静话语令我震撼。时间：2009年8月22日晚，场景：观看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怀瑾佩瑜专题》（‘怀’指郭永怀，‘佩’指李佩）。
李佩：我不是把郭永怀的骨灰盒给挪到力学所，原来他不是在八宝山的一个四室，也不是什么室里头，有他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小牟的骨灰，就搁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已经给他搞了一个塑像，我说就在这个塑像的下面，就给他挖一个穴，就把小牟的也搁在一块，因为小牟也是为跟着他，所以才牺牲的。
当我看到这里时，心里为之重重一震。当李佩先生用她那清爽而又略带低沉的标准北京话音提及‘小牟’的时候，电视荧屏上出现了‘牟方东’三个字！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卫员，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的名字，在度过了整整40年后，依然牢牢地铭刻在这位当时年已九旬老人的脑海里。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得知那位警卫员的名字叫‘牟方东’。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园区内的郭永怀先生塑像。
事情还不止于此，李佩先生将郭永怀先生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郭永怀先生的塑像下面。与此同时李佩先生也将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与郭永怀先生一起安放在塑像下面。‘（我）就把小牟的也搁在一块，因为小牟也是为着跟着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先生这样说的时候，语气很低沉，很平和。这样的小尺码的音量，承载着大尺码的慈爱！
当荧屏打出‘牟方东’这三个字的时候，我顿时感到有一股爱流从荧屏内涌动到荧屏外，直扑我的心底。
在这样思绪推动下，我在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就借用经由郭永怀先生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那烧焦的身躯保存下来的文件作为‘我’的主体写了一首诗，并在中关村诗社成立20周年的庆祝会上，由白彤霞女士朗诵，把郭永怀、李佩和牟方东这三人共同锻造的大爱传送给每一个人，听众无不动情：那天，我被装进了公文包中，乘上飞机，从兰州一直飞向东。我的主人科学家郭永怀，还有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主人憔悴的眼神里是一种期盼和急匆；急切地等待着把试验的进展与中央领导沟通。1968年12月5日，北京机场上空400米，这就是事件发生的时空。突然，飞机在剧烈地抖动，一场机毁人亡的事故，就将发生在片刻之中。哪怕一点星火就会让我那纸张之躯在顷刻间烧得无影无踪。顿时，我被挤夹在两个躯体之中；我明白这是主人的非凡壮举。他们用自己血肉之躯保护着我的完容。烈焰间我没听到喊叫，听到的只是两颗心有力的跳动。
你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节奏平和又从容。那响动仿佛来自高处的大钟。每一次响动都记录着主人的伟绩丰功。每一次响动都将给后人留下一片郁葱。每一次响动我都会发出一次无言的目送。每一次响动都让这一时空显赫和隽永！郭-永-怀，以及牟方东这两个名字，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从那以后，我每次到力学所路过郭永怀先生的塑像时，都要投以深情的、崇敬的目光。
那一次，她的‘大气场’令我感慨。1987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所研究生院，中科院研究生院（简称研究生院）走过了将近十年的路程。这十年，是研究生院的发展从无到有的十年，是研究生院勇于改革开放的十年，是研究生院敢于开拓我国培养高级人才模式的十年。
这当中的亮点就包括了中美合作的项目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这是由李政道先生积极创导、由中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中方运作、由李佩先生主持英语考试的中美联合培养模式。这个模式采用了极其大胆的‘组合拳’式的开放度：由美国著名大学，如李政道先生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出题考笔试，由国内外教授面试，外加国内教授的推荐信。
当时这一股新风迅速刮向我国各个大学的校园，在青年学子中引起极大反响。尽管在后来的执行中受到一些非议，但是事实上，这种‘组合拳’选拔模式的影响延续至今而不衰。
这十年中还包括了研究生院开拓出自费留学之路。如今，自费留学已经成为我国留学的主流，浩浩荡荡，一批批黄皮肤的青年学子不断流向世界各地。
然而，却很少人知道这个当代自费留学的源头正是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开启的，这当中的最重要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李佩先生。李佩先生与一名外教共同发起的这个自费留学行动，细致到从如何索要美国大学的申请表，到如何经由香港寄出申请书，诸多问题都做了具体设想和帮助。当时我在研究生院数学部，来找我写推荐信的就有好几位研究生，也都成功出国留学了。
这十年还包括由李佩先生领衔的研究生院外语部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建立的‘英语培训中心’——这个中心建立于1980年，是我国最早的以‘说读听写’为教学导向的教学模式，这个语言中心连同她在外语部首创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的培养模式，构成了李佩先生创导的‘英语应用语言学’重要的‘双翼’。我在赴康奈尔大学研学前，曾在此语言中心学习三个月，对其显著成效有着亲身感受。
正因此，李佩先生被国外尊称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这几件大事表明，如果说研究生院在教育改革上唱出了当时我国高等教育‘高分贝大调’的话，那么站在领唱者当中最前列的就是李佩先生。然而，十年过去了，随着其他院校的奋起，上面提及的那些研究生院特有的优势也就难以继续彰显。研究生院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如何继续保持高质量的、与国外前沿研究接轨的师资队伍？这便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于是，研究生院决定请李佩先生再次出访美国，就这些关键性问题直接听取大学者们的意见和看法。这一次，我有幸陪同李佩先生前往，除我之外，还有中科大的储雪林先生、院教育局的申桂华女士，以及先期已在美国的我院学术交流中心的周凤仙女士，时间是1987年3月28日至4月26日，几乎一个月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又划分为两个小组，李佩先生、周凤仙和我为第一组，储雪林和申桂华为第二组，分别开展访问活动。
我们五人中，除申桂华外都没有语言障碍，整个访问进程效率极其高。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与李佩先生具有这样长的时间、这样的密集程度的直接接触。
当时李佩先生业已年近七旬，但是她始终精神饱满，态度平和，举止娴雅，气宇逸卓。我们拜会了那么多学者大师、俊才高人，其中不乏个性突出者，但是这些人都能与李佩先生袒露胸怀，侃侃而谈，频频献策，默默中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使然。
有诗人说，‘生命之歌没有年纪’，这句话用在李佩先生身上当然很适合。但是结合到我这次对李佩先生的切身感受，我倒更愿意说：‘大爱之歌不是单行道！’正是李佩先生一生的非凡付出，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这种尊重和爱戴跨越了国界，截然不见了领域的差异、辈分的高低……总之，在李佩先生那种特殊的‘气场’罩盖之下，时空已将彼此融为一体。
在将近一个月的访问中，我们还遇到许多留美研究生，不少人是听说李佩先生来访后主动前来探望李佩先生的，有的李佩先生还有印象，更多的是她已记不起来了，因为李佩先生教过的学生，或者受过她影响的学生太多了。这些学生毫无例外地都非常热情，有的学生甚至还主动地为李佩先生开车，送我们到下一个访问地点。
下面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段回忆。李政道先生那种老朋友般的热情。
按照李政道先生的安排，李佩先生和我准备在约定好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门口对面的一家餐馆与他见面。李佩先生想得周到，我们是稍微提前一点抵达餐馆，不一会儿李政道先生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自从1980年5月13日研究生院根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物理研究生考试的联合通知》成立CUSPEA招生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后，李佩先生和李政道先生每年都有不止一次面对面的接触和联系，彼此非常熟悉，一见面就如同老朋友一般，谈吐非常坦率，随意自然。CUSPEA项目原定期限为5年，定于1985年终止。
当时已是延长期的第二年，一位是该项目的发起和推动者，一位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谈话间不仅涉及项目以及留美研究生的业务情况，而且很关心李佩先生来美访问后的起居与生活情况。时间已过去很久了，我虽说记不清楚他们具体的谈话细节，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可以充分感觉到李政道先生对李佩先生很尊重，这不仅是对长者的尊重，更多的是来自李佩先生在CUSPEA项目中的贡献。
钟开莱先生那种富有个性的矜持。
在数学界许多人都知道钟开莱先生是个富有个性的出色概率论学家，不大容易相处。我们与钟开莱先生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一家餐厅见面的。钟开莱先生比李佩先生大一岁，彼此年纪相当，又具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共同的经历，因此交谈格外坦率。
钟开莱先生从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就回国讲学，不仅在北京这样较开放的地方讲学，而且到长沙和贵阳这些较为偏远的地方讲学，对国内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比较了解（笔者至今还保存有他当年演讲的油印资料，如‘齐次马氏链’等）。因此，对于李佩先生询问的问题侃侃而谈，谈到兴致处甚至站起来发表他的看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钟开莱先生，一个‘睿智而又坦率，高雅而又自负’活脱脱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当他谈到中美教育对比时，口头上常常挂上这一句：‘我们美国人……’我当时对于这样的话语姿态感到‘扎’耳朵，有点不自在。但是我注意到李佩先生对此毫不在意，不断地与钟开莱先生亲切交谈。让我感到李佩先生的整个灵魂和心胸都包含着对人的热情和理解，只有这样不吝惜自己热情和爱的人才会拥有爱的回报。
前些年，我得知钟开莱先生于2009年逝世后，将他的全部藏书都奉献给了北京大学，其中不少是世纪珍品，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回想起那次与他会见时自己的那点‘不自在’，这多么不该啊！
康奈尔大学那塔楼上的宴会。这个大学对于李佩先生的一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李佩先生居室小小的厅堂里，始终挂有一幅风景画，那就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风景。
这幅画和其他一幅中国书法拓片一直陪伴着李佩先生，成为这个小小环境的时空定式，保留着郭永怀先生的精神存在，用无言的方式传颂着这二位传奇伉俪的共同精神世界。2010年3月26日，李佩先生组织我们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参观钱学森纪念馆，她在一张钱学森和蒋英灿烂笑容的照片前停住，并对陪同参观的纪念馆负责人说：‘这是老郭照的，在康奈尔大学校园照的。’因为这张照片当时并没有说明是在什么地方照的？是谁照的？
李佩先生这一句话，让周围的人大为感慨。1950年夏，郭永怀为钱学森、蒋英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拍下此照。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李佩先生曾担任康奈尔大学校友会会长多年，我身在其中，经历了众多来北京访问的康奈尔大学的代表团和李佩先生见面的场景。正因为李佩先生和康奈尔大学的关系非同寻常，校方也给李佩先生极高的礼遇：在校园最著名的建于1891年麦克雷塔楼（McGraw tower）会见和宴请我们。席间不分主客，倾情交谈，拾起历史，高望未来。
UCLA英语系主任家那热烈盛情。
以共同创办‘英语培训中心’为平台，中科院研究生院和UCLA英语系自从1980年就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这当中有四位人士的贡献最为卓著：中方是李佩先生和于振中教授；外方是UCLA英语系主任康培尔（Russell Compbell）教授，以及成露西教授。
后者是一位华裔，当时主管亚美研究中心（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她既热情又干练，积极拓展中美之间的文化语言联系。康培尔主任把我们之间的聚会安排在他的家里，其实他的家并不算宽敞。这样安排，别具匠心，是将李佩先生视为家人，视为长者，尊敬有加。在聚会上最活跃的当数成露西主任，一会儿讲地道的英文，一会儿讲带台湾口音的国语，更显得彼此亲密无间。
李佩先生年高望百，记忆力甚佳，思绪敏捷。她那瘦小的身影无论在哪里，总令周边的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时光碾过了岁月，她留下的轨迹，总洋溢着大爱的注解：95年人生如此久远的付出，换来了众多人的敬重和爱戴。我是享受这种大爱、体察这种情怀的众多人群中的一个。此时此刻，我以下面这首百字令作为本文的结束，表达对李佩先生的深深敬意，以及对李佩先生的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