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团队合作的创举。人们称之为保罗爵士大教堂——在阳光灿烂的冬日，走过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你就很容易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称呼了。大面积的窗格玻璃在圣潘克拉斯周围的街道上高高竖起，反射出来的阳光照亮了这家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而该机构很快就会成为欧洲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而那坚固的赭石外立面跟许多古老建筑不变的外观相呼应。
我穿过施工现场，戴着安全帽，进入到内部。这座建筑的风格跟教堂不无关系——酷似教堂大型正厅的部分处于中庭的中心，看起来很像袖廊的通道横穿中庭，脚下是地下结构，多达四层，按规定要放置许多敏感的科学仪器，这里很像一个由拱顶室构成的巨型网络。
保罗·纳斯爵士是诺贝尔奖得主，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现任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所长，因此他的名字就自然地跟该研究所联系起来。纳斯的临时办公室设在维康信托基金会，他说：“我们确实考虑到建筑问题，可以到楼里面去找一下灵感。这就是中世纪大教堂的美妙之处——不论你的信仰是什么，都可以激发你的灵感。”
然而，这座建筑花费了7亿英镑，因此纳斯希望这栋楼的功能不仅仅是激发灵感，这是不足为奇的。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拥有最先进的设备，高度封闭的能容纳啮齿动物、斑马鱼的场所，甚至拥有专门容纳负鼠的场所，因而该研究所的志向之高，就像其楼顶上的椽子。约1500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将在这里对生物医学各领域进行探索，包括从癌症研究到神经科学、流行病，甚至再到对人类胚胎实施基因编辑技术等大胆的新项目，生命本身将置于显微镜之下。
当然，这是一次团队合作的壮举，是六个创建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六个机构是：医学研究理事会、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维康信托基金会、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帝国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医学研究理事会的设施位于伦敦北部的磨坊山，该理事会曾经受人尊重，但其设施正在趋于老化。这家新的研究所将会取代医学研究理事会和伦敦癌症研究所的两个办事处，将其现有的人员集中起来，跟新招募的研究人员和临时调派的大学学者一起工作。
纳斯说：“对于研究工作来讲，人们忘记了资金已经到位；这些新资金是为建筑而筹集的，并且新资金在不断地筹集到位。”
然而，或许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担忧。约克大学杰克·伯奇分子致癌研究所所长珍妮·索斯盖特教授说：“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得到了一些最大资助机构的支持，这些资助机构希望对研究所里的研究成果予以支持，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或许正在创建一个可有可无的科学团体。
”巴斯大学干细胞与发育遗传学教授罗伯特·凯尔什也怀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他说：“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是很棒的，它会运行得极其顺利。但是我认为，人们（尤其是伦敦之外的人们）对此会有些担忧，该研究所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到各方资助，且资助总额之大，可以想象。”凯尔什将该研究所的资源跟大学的资源进行对比，他认为，涉及获得资助的问题，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具有绝对优势。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是实验，而纳斯也正在着手进行自己的一项大型实验。纳斯扫除了学术环境中普遍存在的部门之分，他希望将财务控制权下放到研究所120个实验小组组长的手中，而不是让少数部门主管来控制财权。科学家们需要一笔接一笔地争取资助，为自己的研究筹集资金，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烦心事。研究所里每个实验室都有一笔核心资助，因此争取资助的问题将会得到缓解。
成果发表的压力也会减轻，因为研究人员不必反复通过同行审核的障碍，就可以获得资助，允许他们专注于需要冒险的长期研究。纳斯说：“我们当然也会注重高质量的论文，但是重点在于我们不利用评估单位，不利用《自然》杂志的审核程序来判断你的研究工作做得如何。我们拥有一支资深的管理团队，包括享有声望的路易斯-让泰医学奖获得者和一组名副其实的皇家学会会员，由他们来鉴定高质量的研究。我们的鉴定水平相当高！”
此外，研究所认真地为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分配了办公室和实验室，但分配起来相当艰难，不亚于最为艰难的座次安排任务。尽管如此，不同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情况，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科学家们将穿梭于所谓的“兴趣小组”之间。纳斯希望，最终会产生一种“轻度无政府”的状态。这可能也是对纳斯本人的描述——他在解释时，看看周围，企图寻找一种方式来描述自己的计划，想让我明白如何加快把有前途的研究转化为创新成果和具体疗法。
我为他提供我自己的钢笔，可是他却有选择地拿起几只茶杯，相继地散摆在桌子上。他开始解释，比如说这张桌子代表知识，接着他快速地到处移动他的“道具”，就像魔术师正在进行三只茶杯的杂耍。
其实，纳斯的想法远远不像他所解释的那样复杂。纳斯称：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将会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不会接受完全不切实际的研究，也不会侧重于追求遥远的目标。
在这里，科学家一边展开自己的研究，一边跟一个专家小组进行密切合作，这样有助于做出发现，做出具有潜在临床意义的发现或者经证明可用于其他领域的发现。纳斯说：“事实上，我们会对那些做出发现的人予以奖励，但是我们总是还要着眼于这些发现能否实现转化。更重要的是，跟制药公司进行合作会为研究所的科学家提供机会，他们会受益于制药行业的专业知识。”
我提出，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接近企业的想法感兴趣。但是不出所料，纳斯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这样做的意思是，大型制药公司拥有富有创造性的人物，正在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我们也都是富有创造性的人，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研究有着不同的目标——我们双方合作起来没有害处，我们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知识产权。”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并非完全史无前例。
凯尔什在其他实验室曾经采用过类似的跨学科方法，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说道：“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想法并不是全新的，但是我认为这是经过证实的想法。”纳斯也这么认为，研究所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在曾经给予纳斯灵感的单位中，他提到纽约洛克菲勒大学（他曾经在该校任8年校长）和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他说：“我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在全世界看到了最佳操作方式，并将其‘偷’了过来。”
然而，他的计划不仅仅体现在研究所的团体精神上，而且也体现在这座建筑本身中。闪光的楼梯蜿蜒上升至顶层，希望能够为科学家之间增加偶遇的机会和新的合作机会。光洁的白色长凳等待着许多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到来，墙壁好像地下酒吧的秘密橱柜那样伸出去，以将白色书写板凸显出来，供研究人员写写画画，所记下的内容有可能是天才研究人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获得的灵感，这无疑也是书写板创设者的热切希望。
然而，你只能把一匹马带到水边，却不能强迫它喝水。“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把大家集中到一起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身怀不同技能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背景，他们拥有许多不同的专业知识，应该能够发挥巨大的协同作用，这应该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索斯盖特说，“但是，你无法强迫人们去合作，仅仅将他们置于同一个房间，并不意味着会产生合作。”
研究所的未来。
然而，正如索斯盖特指出的那样：“这个方式本身可能会给研究人员带来压力。他们将不得不在伦敦生活六年，而且之后还有可能再生活六年，没有长期聘用的保障，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不得不搬走，去找别的工作。我认为这会为他们造成压力，这对家庭是不太有利的。”有些人担心该研究所将会变得规模太大而不会倒闭。其实，这个说法是我编造的。
”纳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说过研究所会变得规模太大而不会倒闭，是因为我们不得不使其发挥作用。”要是不能发挥作用怎么办？纳斯说：“如果一所大学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把它踢出去；如果一家医院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我们会把它踢出去；如果这个方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我们同样也会把它踢出去！”如果不务实的话，纳斯就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人了。
“如果理念错了，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做出改革，但我不会把这一点刻进墓碑。我想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尝试，如果能够行得通，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如果有某些方面无法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如果这一切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也会被踢出去！”
的确，到底怎样才算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利用传统的指标（如发表的论文）进行衡量、在互相之间信任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然而，纳斯却很坦率：“每隔五年，都会由我们的资助单位进行审核，因此如果我们没有顺利地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就算失败了——当然，其中某些成果还要发表在高知名度的期刊上。我们不得不通过审核，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高标准地通过审核，要比全国任何大学的标准都要高，不然的话，成立我们的研究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许多方面，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是大思想家们实实在在的家园，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命名，由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管理，得到了一些科学界最享有盛名的人物给予的支持。事实上，捐赠者之一就是跟克里克一起搞DNA研究的先驱——詹姆斯·沃森，他的赠品是出资购买的克里克的一幅画像，即将挂在研究所。纳斯说：“通常情况下，吉姆（Jim，詹姆斯的昵称）会开玩笑说‘弄一张克里克洗澡时的画像，岂不是很有趣吗？
’”然而，最终的画像远没有那么异乎寻常。克里克站在一块黑板前面，双手放在他那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上，眼睛注视着前方，套在脖子上的领带带有双螺旋图案，他的脸上好像带有一种静静期待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