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第一天，穹顶之上，太阳照常升起。此刻，我们迎接的晨光，不过是亿万年时间里的寻常一缕。然而，跨年的雾霾仿佛是一种隐喻，我们注定要在一片混沌中，迎来充满不确定的时代。
过去的一年，全球政治风云变幻，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欧美民粹主义崛起，而中国经济或将迎来又一个“更困难的年份”。过去的一年，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又让悲观的我们充满希望，希冀在混沌之中抓住可能改变未来的力量。
“It works ……planes fly, cars drive, computers compute（有了它……飞机可以飞行，汽车能够跑动，计算机也计算起来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 Dawkins（理查德·道金斯）这段话中的“它”，指的就是科学，拥有认识自然世界最可靠的方法的科学。
现代科学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化出一整套有效的运行机制，它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依赖于某一个具体的科学家，而是通过集体的智慧，不断证伪、不断自我修正，以达到对自然世界越来越深广的认识、甚至发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6年，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大国际学术机构——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酝酿在未来合并，这预示着学科交融的新趋势，科学方法将在同样混沌复杂的社会领域，拓展自己的边界。
然而，看上去如此美好的科学，在中国面临空前的挑战。尽管2016年“科技三会”继续强化科技体制改革议题，但这一点仍然值得从根本上去强调——中国需要相信科学，优先发展科学。
“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表示。他同时指出，中国发展科学有四个方面的挑战——“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
2016年，中国科学界首次公开、公平、公正讨论重大问题——对超大对撞机的争鸣，无疑有积极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科学界自身同样危机重重，大规模撤稿事件、科学可重复性的巨大争议，无一不在冲击着支撑科学正常运行的伦理规范和文化理念，甚至是科学自身的声誉。
2016年，“引力波”的世纪大发现激动人心，然而，随后出现的剧情大反转，却引起了科学家张双南的深刻反思，人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的现实。而转基因这一“撕裂话题”，一直无法回到科学的基本面上取得社会共识。虽然，过去一年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了极大的提升，但现实是，科学的土壤原本过于贫瘠，需要更多培育和浇灌。
新年来临，人们心之所向，是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待。然而，所有对中国的畅想、预见，对中国科学的美好预期，终归要回到当下，回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上来。现在，不仅仅是过去的延伸，而且是未来的前奏。在这个混沌的时代，相信科学，在基础逻辑的普适认知下，勇敢地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未来的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