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有开始即有结束。当我们直面身边亲友的死亡，甚至自己也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该如何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呢？
万有青年烩【果壳通讯社】汇集果壳每月的重要新闻和趣味活动。前段时间，我们关注到一些非常令人震惊的死亡事件。比如说演员徐婷，年轻漂亮、恶性肿瘤、中医治疗，这里面每一个关键词单独拿出来都可能引起一番争论。而短短时间后，这个话题又被另一个年轻演员的死亡盖了过去——乔任梁。
如何面对死亡？以个人经历来说，我及我的周围包括同学老师，很多人学医是因为自己在年幼的时经历了至亲的死亡。很多人说，医生可能是距离生死最近的，见惯了生死是不是就已经麻木了呢？其实无论如何死亡，窦绝对是一个不良的心理应激事件。
一些年轻的医生第一次面对患者死亡时嚎啕大哭，老医生说，去去去，把眼泪擦一擦，把病历完善了。这不代表老医生麻木，而是他们对不良的心理应激事件有心理防御机制，叫情感上的隔离。当然，也有医生无法承受生死便在很早的时候就改行了。
所以，当一个年轻的医生第一次经历患者死亡，有可能对其职业生涯，甚至对这个世界都做出了一些改变性的东西。这样的故事在医学史上举不胜举。
1930年，年轻的吉本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手术。他的上级医生用时7分钟把一个患者的肺动脉切开，取出血栓，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一个工作十余年的外科医生如果要做这个手术，7分钟可能连患者的胸腔都没有打开。但是他的老师在7分钟切开肺动脉取出栓缝合血管，这么快的速度，操作完成了、患者死掉了。
这个手术叫Trendelenburg，当时在欧洲做了140多例仅活了10余例，在当时的美国一共做了14例，一例都没有活。所以当时其实吉本的老师知道手术把握不是很大，而当他意识到患者出现肺动脉栓塞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刀。吉本守在患者身边整整一夜。试想：一个年轻的医生守着一个危重的患者一夜，亲眼目睹该患者从一个活生生的人进入挣扎和濒死状态，随后紧急开胸做手术，最后患者死掉了。
当时很多医生对死亡不会太放在心上，因为太多前人做这样的手术都没能让患者存活，我们尽力按照常规去做，又能怎么办呢？当时医生的想法是：这个病人没有活下来一定是因为我们手术的速度太慢，所以只要把手术的速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操作，也许病人就能活。但我们都知道人其实是有极限的，当手术的速度已经快到不能再快，病人还是不能存活，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方法是错的。
吉本经历这个事件后想，如果我们不能降低河面的高度，那可以把桥建得高一些。这是典型的逆向思维方式，他认为既然我们提高手术的速度已经不能再快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想一个办法，让患者延长耐受缺血的时间呢？所以他想建造一个人工心肺机，不让血液通过自体的心肺，通过一个机器完成循环后再做肺动脉的切开，把血拴取出来，这个病人就能活。23年后吉本发明了人工心肺机，使心脏外科成为了一个崭新的外科专业。
最初吉本想解决的问题，似乎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术式，即Trendelenburg手术，肺动脉切开取血栓。可最终他却改变了医学的面貌。
另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早一些。当时法国总统被一位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行刺，伤到腹部导致大血管。此时的卡莱尔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他的上级医生和老师们认为血管伤了是救不活的。卡莱尔想，外科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我们可以缝合肌肉、肌腱、皮肤，为什么不能缝合血管呢？18年后的1902年，卡莱尔因为他在血管外科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卡莱尔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能取得成功？有人认为是卡莱尔本身手技高超。卡莱尔在自传中说“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跟一个秀娘学过刺绣。”这个经历确实对他有所帮助，而且他对针和线的选择都比较讲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因素就是总统的死亡。他觉得平时所钦佩的老师同学和上级竟都没有能力救总统，只能看总统流血流尽而死，仅仅是因为血管不能缝合，所以他决心要改变这个事情。
相信有很多人经历过自己至亲和好友的亡故，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甚至还有些人自己亲自在鬼门关走过一遭。我们也许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死亡的概念，但事实上只有亲自近距离直面一次死亡事件之后，才知道死亡的残酷和不可避免。
我们都是芸芸众生，可能没有力量去改进技术、推动医学进步或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死亡的恐怖后，当我们从伤痛中恢复出来，当我们从病痛当中康复过来，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我们应该很清楚：日常所经历的每一刻、每一秒，其实都是生命独一无二的馈赠。当有一天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就可以默默地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美好的世界，我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