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业群体而言，过分介意雾霾和过分不介意它的程度，似乎都超出了想象。接到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第二天，白日梦旅行CEO孙博就宣布员工可以在家办公。三天过去了，情势仍不见一丝好转，她决定推动一个更大的改变。“是否愿意排除万难携全家（单身的更好说）在未来半年内陆续搬迁至杭州或其他城市？我想挽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她在公司群里认真发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但结果出乎孙博的意料。
在这家北京本地人占比超过6成的创业公司，有76%的员工同意搬家，10％左右还没想好，明确反对的不到15%。员工中愿意搬迁的人数比例，多得有点超出预期。作为一个关注创业和商业的媒体，我们原本猜测创业公司很难离开一座北京这样的城市。经纬中国的张颖刚刚在36氪的WISE大会上说过，即使“雾霾有可能让我们减寿”，他也更享受在这里把控一个公司、跟一帮志同道合者厮杀，跟最优秀的创始人一起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换一定的生命长度是非常值得的。”他说。而在36氪针对创业者做的是否会因为雾霾想要搬家的调查中，回收的百余份问卷里，也的确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不会搬离，当前城市资源和市场优势不可替代”。在我们的采访中，还有一些表态相对婉转——“这个问题脑洞真大”，或者十分尖锐——“这种事并非正常人所为”。但是，还有摇摆中的的另一半50%。他们或者把搬迁列入了长期计划，或者会部分搬迁。
这都意味着，雾霾，确实可以损害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孙博是主张搬离的坚定派。她单身、没有小孩，在160多个国家旅行的途中，曾经掉下过帆船，摔断过肋骨，还有一次，飞机的起落架坏了，他们不得不返航迫降。“如果你面对过生死，发现无能为力，无法选择以后，但凡可以选择的，你都会选择更对的。”孙博说。孙博感到庆幸——她的员工大都受教育程度高，对雾霾危害有比上一辈人更深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初出校园的年轻人，在经济条件和职业资源上，有能力对选择负责。就像孙博的高端旅游定制客户那样，他们中超过3成的人已经离开了国内，而雾霾无疑是决策天平上越来越重的一块砝码。尽管如此，最终做出搬迁决定，她依然要说服两位合伙人——其中一位女性合伙人刚生完小孩，一家老小搬迁成本太大；另一位男性合伙人则担心搬迁会流失一部分机构客户，损伤公司业务。“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实在不同意，我也不会搬。
但我会尽力说服他们，他们也已经在动摇。”事实上，无论从个人情感和经历出发，搬离北京是多么迫切的愿望，创业者的核心考量依然是公司利益。那么从“利益”的角度考量，北京这样的城市，是否有合适的代替品？杭州是孙博最心仪的下一站。作为湖畔大学第一届学员，她希望离学校近一点。对她的旅行公司来说，风景优美的西湖区也是理想的选择——即便在杭州的黄金地带，租金也只有望京的一半。
但代价也存在，比如互联网公司核心的技术人员，在杭州会比在北京难找许多。在可以搬往的城市选项中，除了上海，深圳，更多的“新一线城市”涌入视野。这其中，杭州的表现尤其突出。在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智能出行、职场、电商购物、手机设备以及地铁的活跃指数共同决定了“城市人活跃度”这项排名：“杭州是这一维度中排名最靠前的新一线城市，得分甚至超过上海。
与北京类似，杭州聚集了很多不安分的人。过去，人们更多想要去杭州过一段休闲的生活，现在你会更经常滴听到年轻人想去这座城市开始一段充满挑战的生活。”报告中写道。2016年新一线城市“城市人活跃度指数”排名当然，白日梦的搬迁可能成为现实，还因为业务特性。在创立这个独立旅行设计师平台之前，孙博做过7年的高端旅行定制业务。这为她们积累了品质可观、关系稳固的客户。“高端客户是不会来公司的。
”这意味着，即使那部分业务被放在大理，照样可以运转。移动电商Need创始人顾俊的下一站也是杭州。他是最近一两月才决定搬离北京的。在此之前，雾霾和创业的双重压力让他动了南迁苏杭的念头，却苦于招不到人——大的B2C电商平台全部在北京，采购、零售电商方面的人才流动十分封闭。但当他把公司业务从B2C平台调整为打造自主的快消品品牌时，这个问题就没那么棘手了。
“做品牌没太多限制，在杭州招一个核心的技术leader，一些运营人员就行，毕竟阿里、蘑菇街都在杭州。工厂可以建在苏州，距离也很近。”顾俊说。他仔细核算过，从北京搬到杭州或苏州，人力成本可以降低三分之一——技术人员薪酬不会降低，但非业务人员会更便宜。即使选在杭州阿里园区或是滨江高新区这些“氛围最接近北京”的地段，房租也能比北京便宜一半还要多。
当地政府还会补贴满足条件的互联网公司，比如20人以下免租金、获得融资后再补贴一笔资金、按照营业额评级减税等，比起在创业项目云集的北京，他和他的团队有更多机会脱颖而出，获得支持和资助。“2016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最适合创业的城市排名最大的不便可能是融资。即使在华东地区，VC的的密集度和活跃度也远远比不上北京。“虽然可以经常出差，但要是投资人突然约我，怎么办呢？
”投资人也希望离创业者近一些，再近一些。身在新加坡的四川籍创业者Sam做的是针对开发者的文档工具，最近他刚刚失去了一笔投资。起因是一位知名投资人看上他的项目，表达了投资意向，但前提是他必须搬到北京，和另一只技术团队共同研发。“在所有讲中文的地方创业，只有在北京，才能最拼。”这名投资人说。和投资人的某些看法不一致，是Sam的第一重顾虑，但更让他抵触的，是回到北京。
“我从小体质很差，生在四川、长在西藏，后来到北京、上海、新加坡，身体慢慢变好一些。新加坡的水和空气都很干净，人们对卫生要求也高，平时爱运动。他们不会让加班影响健康，不会跨越那条底线。许多人轻视雾霾，是还没看到直接后果，也没人知道后果，所以抱着侥幸心理。我不想用辛辛苦苦攒来的健康去换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换来的成功。”Sam在电话那头说。他显得有些激动，但很快恢复了冷静。
“况且我也不认为，在健康的环境下，成功的几率就会低。北京是对互联网项目有新鲜感的城市，也有扫码一条街。但不那么强调地推的技术、设计和游戏类公司，是有机会活下来的。”而当他试图去跟投资人沟通可否不去北京时，被一些在北京的创业者朋友拦住了，他们说这样“太矫情”。“在他们眼里，这简直是不需要考虑的。”某种程度上，Sam认为这关乎一个基础的价值观——成功和健康，究竟哪个更重要？
他有点厌倦了癫狂一时的创业热潮，厌倦人人都想成为“独角兽”。“我希望创业是长远、稳定的状态，不接受杀鸡取卵。”旷日持久的雾霾天气里，不同创业公司的处境和举动也耐人寻味。一家共享单车品牌推出了免费骑行活动，并给用户沿街发放口罩；一个主打新风功能的净化器品牌销量比平常翻了5倍，之前嫌打洞麻烦的用户如今排着队要求上门安装，创始人因此亦喜亦忧。
更多的公司则表示，他们因为雾霾改变了日程、取消了见面，甚至错失了外商的订单，一些人才不愿来到北京，或正在考虑搬离。北京的一位投资人在本周内举家搬往了深圳。关于这个决定，她不愿多谈，却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熊培云的文章：《我担心的不是曹德旺跑了，而是整个精英阶层的消散》。无论如何，因为雾霾离开北京这件事，已经真的有人在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