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植物里面找一个科，人类只吃这个科的成员就可以满足多种营养需求，那茄科（Solanaceae）肯定是最佳候选者之一。
这个家族里有刚被中国官方认定为“第四主粮”的马铃薯；有茄子、菜椒（辣椒的品种）这样的食果蔬菜；有龙葵、少花龙葵（在海南等地叫“白花菜”）这样的食叶蔬菜；有辣椒、枸杞这样的调料；有香瓜茄、酸浆这样的水果；更有番茄这样的身兼多职的全能作物，其大果品种可作蔬菜，小果品种可作水果，种子还可以榨油。茄科家族是餐桌上的常客。
茄科还盛产各种观赏植物，最常见的有矮牵牛、珊瑚豆、鸳鸯茉莉、夜香树、舞春花、蛾蝶花等，它们以多姿多彩的美貌点缀了我们的生活。全球产量最大的有害嗜好品烟草也是茄科植物，人类在意识到它造成的严重健康危害之后，至今仍然深陷在禁烟的苦战之中。洋金花、茄参、天仙子（莨菪）、颠茄更是著名的有毒植物（因此也是药用植物）。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茄科作物，大多数都并非起源于中国。今天我们来稍稍讨论它们的起源。
茄科的传播之路和菊科一样，茄科起源于南美洲，并不断向周边扩散。有学者通过分子研究，发现茄科至少可以分成19个“宗支”，其中有16支在南美洲有分布，在这16支中又有13支在中北美洲也有分布，说明茄科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成功地从南美洲向北传播。不仅如此，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新大陆的茄科植物还至少向旧世界扩散了十几次，光是茄属（Solanum）这个包含1500种左右的超级大属就至少扩散了4次。
而且，茄科植物从美洲向外扩散有东西两个方向，既可以向东到达非洲和亚欧大陆，又可以向西到达夏威夷和澳洲，真可谓是善于移民的家族。茄科之所以特别擅长远距离传播，是因为它们的果实要么肉质多汁，可以被鸟类吃下；要么带有钩刺或黏液，可以附着在鸟类身体外面。随着鸟类的迁徙，茄科植物也就轻松地把种子传播到了远方。
尽管如此，茄科植物却不像菊科植物那样善于适应环境，它们到了异国他乡，往往还是眷恋故乡的生境，喜旱的仍然喜旱，喜热的仍然喜热。所以，虽然茄科在旧世界分布比较广泛，种类相对来说却不算太多。一些原先认为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扩散到旧世界的种属，经研究之后却发现很有可能在哥伦布时代之后才走出美洲。
番茄：古墓里的神奇种子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的野生种原产南美洲西部安第斯山区，最早在墨西哥还是秘鲁一带驯化现在还有争论。但无论墨西哥还是秘鲁都是美洲，对中国人来说，都意味着番茄只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能传来。根据文献记载，番茄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在明末万历年间，此后因为主要只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在国内的传播比较缓慢，到清末民国时才开始广泛栽培。
当然，也有不少番茄原产中国的“证据”，但都不外乎是考古学的孤证，或是误当成本土野生植株的逸生野化植株。1983年7月，成都凤凰山一个砖厂的工人在工作中意外发现一座古墓，后来判定是西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墓中出土了4个藤笥（箱子）、5个竹笥，里面装有一些已经炭化的稻谷。这些藤竹笥运到成都文物管理处的仓库之后没几天，里面竟然长出了一些幼苗，而且越发越多，共有三四十根。
经过栽培之后，它们陆续开花结果，人们才发现竟然是番茄。于是“成都发现西汉番茄”的消息不胫而走，考古学者也兴奋地用中国南方野外有很多本土野生的番茄植株（实为逸生野化植株）作为旁证，宣称“我国自古以来确实有番茄”。可惜这个“重大发现”疑点实在太多。比如，为什么墓中的杏核和稻谷都已经炭化，独独番茄种子没有炭化，还能健康地长出幼芽、开花结果？如果考虑到番茄的种子一般只有8–10年寿命，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这批种子未能做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如今已经无法确定来源。但这样的考古孤证，显然不足以推翻番茄原产美洲的坚实结论。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些种子恐怕是那些藤竹笥出土之后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去的。茄子：“中印之争”茄子的起源更是争论不休。像水稻一样，南亚、东南亚和中国都曾被说成茄子的起源地。
然而，因为印度学者很早就梳理过南亚古代文献，发现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梵文典籍中就有茄子的记载，所以一直以来最流行的说法是，茄子是在印度驯化的。然而，中科院植物所的文献学家王锦秀就发现，如果把中国古籍中有关茄子的记载都摘录出来，并且按年代顺序排列，就可以展示出一条清晰的驯化历程。在中国传世典籍中，最早记载茄子的是西汉末年王褒的《僮约》。
这篇文字讲述了成都的一个傲娇仆人拒绝给主人的客人打水，客人一怒之下把他买了下来，然后当场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行为守则，终于杀了这位傲仆的威风。契约要求仆人在春分时节干一大堆农活，包括“落桑皮棕，种瓜作瓠，别茄披葱”，也就是说，要给桑树剪枝、要剥取棕榈纤维、要种甜瓜和瓠子，还要把茄子和葱分别种到各自的地里。
《僮约》中有明确的年代——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这不但让中国的茄子栽培史长达2000多年，甚至都可以让今人能精确地在2042年庆祝茄子栽培两千一百周年了！不仅如此，稍晚于王褒的扬雄在《蜀都赋》中也说成都人“盛冬育笋，旧菜增伽”，其中的“伽”也是茄子，更可证明茄子在西汉的成都地区就是常见蔬菜。尽管王锦秀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在茄子的驯化上的确出了很大力气，但这和茄子原产印度的观点也不矛盾。
完全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茄子先在印度驯化出又小又圆、仍带苦涩的原始类型，再传入中国，得到中国人的进一步驯化，其中部分植株在南方逸为野生。而且，中国古籍中对茄子的记载也并非无可争议。《僮约》中的“茄”字，在其他版本中又写作“茹”“落”“薤”等，究竟哪一个正确很难断定。
即使这个字是“茄”，而且和《蜀都赋》中的“伽”可以相互印证，还有一个问题：先秦时代并没有“伽（茄）”（ga，相当于普通话的qié）这个读音，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它基本只出现在汉以后的外来语音译词中（比如伽蓝、僧伽等）。而正好茄子在梵文中叫vātiga-gama，其中两次出现类似“伽”的音节，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茄”实际上就是个从印度北部来的音译词。有关茄子的起源，还需要更细致的分子研究才能解决。
目前国际上的主流说法是：茄子的野生祖先是原产非洲和中东的苦茄（Solanum incanum），从非洲或中东传入东部亚洲后，最有可能在印度北部初步驯化，然后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连同它的名字一起传入中国西南地区。马铃薯与烟草：脑洞超乎想象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的原产地在秘鲁到玻利维亚极西北部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能在万历年间，此后又几次经不同的路线传入中国。
但一直到民国年间，马铃薯在中国的种植都十分有限，真正得到大规模栽培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本来，马铃薯从来没有像花生、番茄那样莫名其妙地从什么古墓中出土，也无法逸为野生，我以为关于它的原产地可能不会有太多争议，结果我还是低估了一些人开脑洞的能力……1999年，有个署名“黎南”的人在一本叫《学问》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随笔”，题目叫《从玉米、马铃薯等原产于中国说开来》。
这篇文章在开头就抛出了“印第安人是古代中国的移民”的观点，还说“美国学界通过DNA的化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后就一口咬定，凡是美洲的作物都是印第安人从中国带去的种籽培育出来的。事实上，“DNA的化验”表明印第安人实际上是中亚狩猎－采集人群的后裔，他们在1.65–1.35万年前向美洲迁徙时，“中国”还压根不存在，所以这显然也不能被称作“证据”。
“黎南”又说，《山海经》中的“丁令之国”就是南北极，而且这书中还有金鸡纳树的记载；《诗经》中有一句“四月秀葽（yāo）”，“葽”就是马铃薯，所以至今山西还管马铃薯叫“山葽蛋”……看到作者一本正经地讲这种高级黑段子，我都有点憋不住笑了。就连烟草（Nicotiana tabacum）这种具有成瘾性的植物，在起源上也有一些奇怪的争议。
烟草实际上是一种杂交起源的栽培作物，原产地也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但比马铃薯偏南，在玻利维亚一带。到哥伦布抵达美洲时，烟草已经在那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了。烟草最早传入中国也是明末，但扩散得相当快，到康熙年间就已经普遍种植，由此可见这种嗜好品植物的巨大威力。不过，今天中国栽培的烟草品种大部分是20世纪初才传入的。
因为传统的品种不适合做卷烟，所以当卷烟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之后，烟草品种就发生了大更替。尽管烟草是晚近传入的植物，但中国古籍上确实记载了吸入植物点燃的烟的实践，比如款冬就是一种经常用来点烟治病的草药，于是就有人拿一些这样的记载作为论据，说中国人早就开始抽烟。
还有人说烟草原产甘肃，依据竟然是当地的传说故事，说唐肃宗有一天梦见自己驾着祥云，跟一群仙女到了一座仙山，醒来之后就派人到处寻找，结果在甘肃那个地方找到了形状类似的山，便在此建了行宫。有一天，肃宗前往行宫附近的泰山庙求子，突然闻到一阵香气，发现是一位老汉正在吸烟。肃宗好奇地试了一下，顿觉香气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便当即传旨，封这里的烟草为贡品。
更有人附庸风雅，在古诗词里搜了一堆含有“烟草”、“烟叶”的句子，就说这些都是对烟草的描述。于是，白居易的诗句“烟叶蒙笼侵夜色”，成了唐代开封种烟草的依据，而北宋词人贺铸的名作《青玉案》的最后几句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表明那时候的苏州城外已经有大片的烟草田。此“烟草”非彼“烟草”，拿来当植物起源的考证，同样非常可笑。
其实，就像越有名的人，越容易遭受谣言蜚语一样，正因为茄科作物在中国确实是最常见、最为人熟悉的作物，针对茄科起源的“搞笑论”也层出不穷。何况，人类文化本就多姿多彩，有辉煌就有阴暗，有大气就有卑琐，有学者的严肃研究，也难免会有“民科”的自娱自乐，这就正如茄科既有可口的食物、美丽的花卉，也有令人色变的毒物一样。看来，还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对：“参差多样，对幸福来讲是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