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拖垮苏联的“流血的窗口”
1979年，阿富汗总理阿明夺取了政权，其后阿富汗政局动荡，与苏联关系转冷。苏联打算换一个接受苏联影响的代理人，以维持对阿富汗地区的控制，并进而获得在中亚地区对美国的战略优势。这一年的圣诞夜，苏军开进阿富汗，迅速控制了主要城市及军事设施。1980年1月7日，一个苏联士兵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指挥交通，此时坦克部队已在这里驻扎完毕。
同一时间，在地球另一头，美国可不想看到苏联又一次全身而退。在七百名穿着阿富汗军装的克格勃还在连夜搜索阿明时，白宫的冷战顾问已经完成了一份机密报告，其中指出：美国需要改变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大量运送援助给阿富汗境内的反对派，支持这些反对武装对抗苏军。就算不能让苏联撤军，也要把他们拖进旷日持久的治安战中。正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逐渐变成了一场灾难。
当联合国大会要求苏军撤出时，阿富汗政府却请求苏军无限期留驻国内，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内部起义。苏联把15万军队留在了阿富汗，给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历史学家们认为，阿富汗这个“流血的窗口”，最终成为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战争后，一个俄国人来到喀布尔，拍下了倾圮的苏联坦克。图片来源：BBC.com
1989年，苏联终于撤军，而美国在苏联离开后也迅速抛弃了阿富汗。苏占时期逐渐壮大的武装力量随即撕裂了这个国家。经过几番政治动荡，几年后，塔利班控制了这个国家，并在2001年发动了9/11恐怖袭击。9/11之后，一位记者回顾这段历史，写道：“这个国家已经毁了。
……城市从1993年就停电了，成千上万的平民依赖勇气可嘉的慈善组织为他们提供的面包和水生存，而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数千难民死于营养不良和可以治愈的疾病，因为无法抵达救护站……” 无数难民去国以寻求一线生机，有数据认为，在1979—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一半人口逃离了这个国家，在欧亚流离失所。
他们的难民身份不仅意味着远离故土，同时他们也很难在其他国家找到安身立命之处——避难国会怀疑他们的身份，驱赶他们离开，或者随时将他们遣返。
在大国博弈的舞台上，阿富汗的角色看似暂时告一段落。但政策制定者、情报人员和大国领导人们还不知道的是，在全球战场的另一面，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随战潜入的结核
2016年，一批挪威公共卫生院的研究者想要搞清楚一支结核分枝杆菌亚群的演化历史。他们在南亚、欧洲和中亚分离出了菌株的基因组序列，并加以比较，希望可以从中看出结核病的近期演化过程。引起他们注意的结果有两方面：首先，从前苏联国家分离出的菌株，富含耐药性突变；第二，从欧洲分离出的一些菌株属于中亚演化支的一个分支，它可以追溯到1979—1989苏联占领时期的阿富汗。
结核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一类疾病，这类古老的疾病陪伴人类可能已经数万年了。有一个“走出非洲”假说称，结核可能是随最初的古人类一起离开非洲，伴随人类迁移的轨迹蔓延到全世界的。
在它能够引起的传染病中最为著名就是肺结核，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将之与现代社会的癌症相比较：“仅仅几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就无异于听到了他的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等同于死亡……” 太多著名人物死于肺结核，在19世纪的文本中，这几乎成了一种标准死法。1821年，25岁的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死于肺结核。
同样死于结核病的19世纪和20世纪名人还有艾米莉·勃朗特、乔治·奥威尔、弗朗茨·卡夫卡等等。图片来源：电影《明亮的星》
20世纪中叶，对结核的有效防治手段出现之后，这种恶疾已经得到了控制。在一些发达地区，人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结核病的恐怖。当提到传染病时，我们能举出非典、流感和肝炎，却未必能立即想起曾经同样肆虐这片大陆的痨病。然而结核并不像天花那样已成历史：结核杆菌有七种亚群，其中L2型结核杆菌近年来颇有卷土重来之势，并且比起其他亚群，其多重耐药能力更强。
过去人们曾经假设，L2型是一种具有更强大突变能力（因此产生了更多耐药突变）的结核杆菌，一些研究认为它起于东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移，途径中国北方传入俄罗斯，但这些研究都还停留在假说的阶段。挪威的研究人员在试图重建这支结核杆菌的演进历史时，发现耐多药的结核菌流行的高风险因素之一，是它是否出现在一个前苏联成员国。
在进一步检查中他们发现，在前苏联成员国中分离出的结核菌，能够耐受多种药物的水平，确实要明显高于他们能找到有效数据的其他所有国家。这并不是说战斗种族连结核菌都会比别人家的抗揍。有许多可能的因素会促使细菌出现耐药突变，抗生素的不当使用是其中之一。如果人们感染了结核但没有得到对症的抗生素治疗，或者虽然用药了但用量不足，没有干掉结核的治疗，就可能使它更强大。
当研究者发现耐药突变的出现在空间上位于前苏联成员国，在时间上发生于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相信，耐药突变的原因可能是苏联解体——在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各成员国公共卫生水平被严重削弱了。研究人员认为，“多药耐受的结核菌，或许应该更多地归罪于公共卫生系统崩溃和糟糕的药物管理，而不是L2自身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个研究还发现，从欧洲（丹麦、挪威等国家）分离出的一些菌株，属于结核杆菌中亚演化支的一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1989年间的阿富汗。同时，这些菌株所属的家族中有一些分支，在伏尔加河以东持续被发现。伏尔加河作为一条自然的分界线，把俄罗斯分成了亚洲的半边和欧洲的半边。属于亚洲那边的俄罗斯结核是如何影响到阿富汗人，然后又出现在了欧洲各个国家的？
研究者认为，可能正是在占领的那十年里，苏联驻军把这一分支带到了阿富汗。而当地的持续动乱，以及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又造成了大量难民，他们把这一支结核菌多次带进了欧洲。
在论文最后，研究人员指出，结核菌的故事告诉我们，需要把地区武装冲突和政治动荡也考虑进传染病的传播中。苏联当年没有做到的结核菌正在努力70年代之后，美苏关系稍有缓和，苏联趁机向第三世界扩张。
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扼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把阿富汗作为抵达印度洋和中东的突破口，进一步实现其全球进攻战略。但他们低估了阿富汗这个国家及全球复杂的政治形势，以至于泥足深陷。在阿富汗与伊朗边境活动的反叛军。但这一切对于结核菌来说非常简单：结核菌已经和人类一起迁移了数万年，这只是又一次变异和迁移的发端。
它们乘风破浪，和坦克一起驶过喀布尔河，和难民一起横跨亚欧，来到了土耳其、挪威、丹麦或德国。将军、士兵、平民、恐怖分子都是它们的友军，载着它们渡过大江大河、高山深海，前往一个菌菌从未梦想过的战争冒险。
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解体、战争难民离开阿富汗等历史阶段，结核菌两个分支的扩散示意。图片来源：文献[5]
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大卫•艾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试图解释美国应直接援助阿富汗境内的叛军，以对抗在中东日益膨胀的苏联力量。面对沉默不安，他问出了当时的人们视作核心的问题：“维持和协助目前（阿富汗）的叛乱局面有没有好处？或者，我们将甘冒苏联坐大的风险？”
在今天，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战争，它到底对谁有好处？”——显然，结核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