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一名俄罗斯士兵在弹奏一台废弃钢琴。来源：drugoi.livejournal.com 撰文 | 刘瑜 ● ● ● 一定程度上 钱颖一所从事的 不仅仅是一个学院的教育改革 而是在为整个社会 “雕刻未来” 虽然对钱颖一老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早有听闻，甚至有擦边球式的参与，但是系统地阅读记录这一过程的 《大学的改革》，还是深受感动。
曾经看到过一个摄影作品，某场战争的废墟上，一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在弹奏一架被废弃的钢琴。阅读钱颖一老师的这本书，让我想起这个画面。似乎只有“格格不入”可以形容钱老师的努力。在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催眠下，无数中国大学生成为钱老师所说的“短期功利主义者”。
所谓“短期功利”，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就是“找个好工作”：世界500强，金领，年薪起薪6位数——当然是指美元；或者，削尖脑袋挤进公务员系统，“钱不多，但是比较稳定”；当然也不乏“梦想家”——“梦想”通常与一夜暴富有关：“创业”、“风投”、“App”、“融资”。谁说不可能呢？看看媒体上那些一夜暴富的80后、90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学教育本身，尤其是名校的经济管理专业，自然成为这种“好工作、好员工”的传送带。“我得再读一个XX学位，这样好找工作”，“选这门课是不是得高分比较容易”，“要跟XX老师搞好关系，他的推荐信可能比较有用”，“我是不是应该参加那个XX社团，这样可能对于选调有利？” 但是，“短期功利主义”似乎也并不能带来快乐与满足。
近期北大一名副教授徐凯文的调查称：北大40%的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30%认为学习没有意义。他称这种现象为大学生的“空心病”。尽管其数据的可靠性无从知晓，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可想而知。
我本人也亲眼目睹了一批这样的“天之骄子”：他们有试必考、有考必胜，从中学到大学，从国内一流大学都国际一流大学，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终于闯入了“世界500强”的窄门，却在尘埃落定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钱老师所致力的教育改革，就是试图将大学教育中被颠倒的一系列关系颠倒回来。他在清华经管学院三场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最能体现这一点。
2012年他讲“有用知识”与“无用知识”的关系——人类知识中的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刻意追求“即刻回报”的结果，而是“书呆子”在好奇心驱动下追求“无用知识”过程的副产品。2013年，他讲“好学”和“学好”的关系——“学好”固然重要，“好学”更为可贵，因为在一个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专业知识本身很容易被淘汰，而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却永不过时。
2014年，他讲“人”与“才”的关系——“才子”易得，“君子”难求，能力培养当然重要，但是美德培养更是永无止境的“功课”。总之，他希望大学生能从短期功利计算的蚕茧中挣脱出来，成长为“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把这个基本方向把握对了，树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这当然不是说大学生不应该去好好学习“有用的、好找工作”的知识——事实上“务实”永远是一项珍贵的品质。
只不过，当“实用主义”已经强大到吞噬年轻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时候，不但人可能变成可悲的“空心人”，甚至实用主义本身的可持续性也变得可疑。
为了“找到一个好工作”而拼命学习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为了“稳定”而放弃年轻人本应有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为了“安全”而主动关闭所有的公共思考与公共精神，或许的确能够暂时得到“工作、稳定和安全”，但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人生是快乐的，这样的灵魂是丰盈的，以及这样的社会能够充满创造力并持续繁荣。钱颖一曾经这样描述中国教育的特点：能力方面，高均值、低方差。
即，在死记硬背的知识方面，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明显较高，甚至明显领先于美国学生，但是在需要开拓知识边疆的“创新”领域，中国学生却明显落后了。为什么？中国式填鸭教育和严格的纪律规训，往往能够产生教育效果的“高均值”，但是一旦学生进入“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的自主研究领域，优势立刻开始丧失。
这样的教育模式，或许与一个技术模仿阶段的国情相适应，但是一旦一个国家需要依靠创新获得发展的动力，它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中国教育的另一方面，钱老师认为，则体现于：价值方面，低均值、高方差。即，在价值、品德、性格的培养方面，普遍比较失败——前面提及的“空心病”即为一例，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非常突出的考试舞弊问题，更是一个例子。披着名校光环的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也注释了大学教育在品德塑造方面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钱老师在经管学院开创了“通识教育+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是这一改革的核心。在必修的“政治课”以及一些基础知识课之外，他在本科教育中引入了八个通识课组，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中国与世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学生可以在每个课组内进行选择，但是每个课组都必须至少选择一门。
从这些课组的名称可以看出，“通识教育”是“短期功利”的反面。了解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大脑科学的最新进展，或者某个中世纪的油画……对于学生找个“世界500强”的工作通常并无直接益处。但是，通识教育的意义，在于引导学生击穿“此时此刻”的硬壳，将“此时此刻”与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在更辽阔的天空下理解当下与自我：人生可以是别样的，世界如此重峦叠嶂，公共生活可以以无穷多样的方式组织。
实用主义未必不好，但如果不是通过对无穷可能性的探索之后抵达它，你与它的关系将无比脆弱。事实上，据我的观察，弥漫于大学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体现的与其说是大学生对各种短期利益本身的迷恋，不如说是空虚——因为不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不如去追求“别人”都在追求的东西、“别人”希望我追求的东西。在此，随波逐流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对选择的逃避。
而整个大学教育似乎都是在帮助学生逃避自我——反正有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文章、参加不完的“集体活动”，总有无数的“事务”及时把大学生活中的空虚填满。通识教育，则是把“传送带上昏昏欲睡的人突然拎起来，放到更高的地方，使其能够“四处眺望”。世界向你涌来，自我缓慢浮现。► 钱颖一所著《大学的改革》 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则是强调“个性发展”。
改革后的课程强调开阔的视野，但也强调自主选择，比如本科“新生研讨课”，设了十多个不同主题，由学生自由选择一个；又比如在大三和大四开设了“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有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也是任由学生自主选择。自主性是有效学习的源泉。钱颖一老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最能体现他对教育真谛的理解。钱学森曾经苦恼地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
这一困惑并不奇怪，在数百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只出产过9个，而其中8个（除了屠呦呦）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大陆本土做出的。原因何在？钱颖一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人才很可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自己“冒”出来的，因此创造适当的环境可能比“人才培养”更重要。换言之，教育的本质，与其说是改造学生的天性，不如说是敬畏之。
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人才“冒”出来？不同领域的人可能给出不同回答：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丰富的研究资金……显然，教育环境是这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一个教育环境的好，与其说在于具体知识的传授，不如说在于对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激发。兴趣是最好的导师，一个人只有沿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知识，才能最大化自己的潜能。
这听上去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在和“兴趣”竞争成为学生的学习动力——家长的“期望”，导师的“项目”，“就业市场”的趋势……一个人沿着自己的兴趣专注前进，可能意味着对“就业市场需要”的偏离，可能意味着对“导师要求”的偏离，可能意味着“偏科”以至于总学分积下降，也很可能意味着在一条偏僻道路上的反复迷路和失败。
很多时候，学生甚至来不及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就已经被重重“期待”所挟持。钱老师的努力不仅仅在于为学生增加选项、使其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取舍，而且在于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每一个领域为学生找到最好的标杆，从而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兴趣。找我去教学生篮球，不可能激发他们学习篮球的兴趣，但是找姚明去教却可能激发这种兴趣。
这些年，钱老师找各个业界的标杆性人物去上课、演讲、对话，很多在中央电视台都很难见到的面孔，却能在清华经管学院的讲台上见到——仅2014年的一次年会，就有库克、马云、扎克伯格三人同台，而彼得·蒂尔则直接给学生开课，可见钱老师在“激励”学生方面付出的努力。这种“通识教育+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不仅仅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更需要“穿针引线的耐心与细心”。书中有很多细节令我印象深刻。
比如，为了了解本科新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钱老师专门“去了若干所北京的中学，包括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坐在教室里听了多门高中课程，包括几乎所有科目”。作为一个中国顶尖大学最“精英”学院的院长，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比如，在一次与某个政府官员交流之后，钱老师意识到学生有一项真正重要的技能常常被忽略——写作能力，于是开设了“中文写作课”，并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去邀请合适的授课老师。
此外，为了帮助了解清华的历史，还专门给EMBA学生开设了“清华探究”课程——此举看起来奇怪，实则意味深长：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世界都没有好奇心，怎么可能对周围更大的世界有真正的好奇心？从这些细节来看，这场教育改革很难“复制”——因为特定的教育理念容易复制，但是精益求精的心血却很难再现。某种意义上，这个改革实验不但与急功近利的时代氛围错位，也与目前高校改革的方向格格不入。
在当下“塑造世界一流大学”的热烈口号下，几乎所有“一流大学”的指标都建立在“研究成果”与“论文发表”之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也都围绕着这一指标分配，教育的重要性在整个大学体系中因而一再萎缩。也就是说，一个教授的“学者”维度越来越压倒其“教师”维度，一个关注个人发展的教授几乎没有动力改进教学。这个背景下，从事教育改革更加可贵。
钱老师本可以像其他系院领导一样，自己申请课题、做做研究，让学院依靠“惯性”运转。但是，他选择了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改革，将大学生从大学的角落搬到视线的焦点，将他们年轻、活跃但相对空白的头脑视为最宝贵的财富。一定程度上，钱老师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个学院的教育改革，而是在为整个社会“雕刻未来”。
毕竟，今天学校培养的学生明天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更何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数千学生的体量，一代一代学生的累积，其中很多注定成为社会精英，他们是具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还是随波逐流的“空心人”，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走向影响巨大。当然，没有理由对这一改革的成果过于乐观——毕竟，这一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整个环境“拔河”，大学生在踏入这个“绿洲”之前和之后，都不得不在“时代”的激流中沉浮。
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师也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习惯于对老师和权威言听计从，学生对思想自由的畏惧常常远超对它的渴望。然而，正如钱老师自己所说，很多看似“无用”的努力，说不定哪天就结出“有用”的果实。
也许某个学生多年以后成为决策者，他会想起某堂通识课上老师讲到过的某项失败改革、从而回避了某个灾难性政策；或者某个学生成了投资人，他会想起某场演讲中听到的某个道理，做出一个推动技术革新的项目投资；更多学生则可能仅仅成为普通人，但是他们记得钱老师所说的“君子重于才子”的教诲、在自己普普通通的工作中坚持操守……即使这一切都不发生，通过将一小片地带变成绿洲，这个努力本身也使世界变得更好了一点点。
废墟上的钢琴声，划破灰暗，格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