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历来褒贬不一，但对三项自然科学奖却刮目相看，其源盖出于它的刚性。翻开灿若星汉的获奖者名单，心中会油然升起对人类文明的追念和对科学先驱的敬畏。诺贝尔奖的功勋不仅在全世界推动了科学进步，提高了科学地位，也大规模普及了科学知识。每年10月，新科诺贝尔状元如同奥运会的冠军一样名扬天下，成为媒体的焦点和公众的偶像。
诺贝尔奖章数量的多寡，常常被大学、机构乃至国家当作展现科学实力的招牌。
然而，即使以硬和实著称的诺贝尔科学奖，也同样伴随着瑕疵和缺憾。既有伟人巨匠的慧眼卓识，又有凡夫俗子的明来暗往，也许这才是诺贝尔奖神坛的真实故事。
190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军医罗斯，表彰他对疟疾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的研究，但却无视了“热带医学之父”曼森1893年便提出疟疾由蚊子传播的理论。罗斯在印度服役期间恰恰是看了曼森的论文后受到激励，并在曼森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了疟原虫生活周期的考察。他们书信往还、切磋琢磨，堪称科学家合作的楷模。可惜由于诺贝尔奖无端的厚此薄彼伤害了两人的关系。
科学史上还有件令人“拍案惊奇”的事。加拿大外科医生班廷得知他荣获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竟勃然大怒、一口拒绝，因为他既不愿和“盗名窃誉”的麦克劳德分享，也不愿让“并肩战斗”的贝斯特遗漏。多亏实验室赞助人古德汉姆极力劝慰，痛说加拿大第一个诺贝尔奖的不易，班廷才勉强答应接受。
糖尿病曾是世纪绝症。
在当时医学界已经知道胰腺提取物有治疗作用，但却无法顺利获得，因为胰腺“外分泌”的胰液会破坏胰岛“内分泌”的激素。1920年10月31日凌晨2点，安大略医学院青年教师班廷还在挑灯夜读，一篇最新发表的文章《胰脏结石对胰岛和糖尿病关系的参考》如同电光火石让他灵感突发，想到如果通过结扎动物胰腺管使其萎缩失能，就可以避免胰蛋白酶对胰岛分泌物的“消化”，从而有利于成功采集。
系主任米勒闻讯后推荐他找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的权威麦克劳德教授，由此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
麦克劳德同意在自己度假期间将实验室借给班廷使用，并留下两个学生和10条狗。贝斯特通过“投币”成为了班廷的助手。他们历尽艰辛和挫折，从结扎的狗身上坏死的胰脏中提取胰岛活性物，注射到切除胰脏的糖尿病狗体内，结果症状明显改善。1922年1月11日，一名14岁的糖尿病患者首次接受临床治疗。胰岛素从此开始拯救千万人的生命。
班廷不依不饶地揭露麦克劳德仅靠出借实验室获得诺贝尔奖，并把自己奖金的一半分给贝斯特。麦克劳德也不示弱，详尽列出在每个重要时刻通过信函对班廷的指导和度假归来后的全力投入，同时也把自己奖金的一半分给参加提纯胰岛素的生物化学家考利普作为回应。冲突白热化的时候，班廷甚至在实验室挥拳将考利普打昏在地。这些“伟人”的恶斗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名声，更使医学界痛心疾首。
其实也不能全怪诺贝尔奖委员会“二桃杀三士”。
1922年11月底，哥本哈根大学教授、19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克罗格到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听到医学界争说胰岛素，立即产生了特殊兴趣，因为克罗格的夫人便是糖尿病患者。麦克劳德不失时机邀请克罗格访问多伦多大学并到家中下榻。克罗格进行了两天考察后回到丹麦，把胰岛素传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并满腔热情地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麦克劳德和班廷，而贝斯特却没有被提名。
也许粗枝大叶和操之过急才是造成这场轩然大波的原因和教训。
这边厢班廷、麦克劳德团队“内战”方酣时，那边厢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经先后收到德国医生祖尔泽和罗马尼亚生理教授鲍来斯库的抗议信，各自申明了对发现胰岛素的优先权。还有人指出早期将胰腺提取物用于临床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克莱纳才是实至名归的人选。诺贝尔奖委员会则依旧是不予理睬、不予置评。
曾经深深伤害过世界科学界感情的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于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时才最后评定。被盟军逮捕的德国化学家哈恩是在集中营中听到BBC广播，得知了自己因“发现重原子核裂变”而获得诺贝尔奖。由于广岛、长崎的蘑菇云刚刚消散，更由于哈恩“独吞全功”，而出生于奥地利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榜上无名，使得这次颁奖备受瞩目和非议。
自从查德威克1932年发现中子后，核物理学进入了新的时代。不带电荷的中子更容易穿透原子核引起嬗变。意大利费米实验室率先用慢中子轰击铀原子核，误以为中子被吸收产生了超铀元素，并获得了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柏林女科学家诺达克表示质疑外，约里奥-居里的巴黎实验室也努力投入同类实验，而德国威廉皇帝学院的迈特纳和哈恩、斯特拉斯曼团队正是这场“核竞赛”的一支劲旅。
迈特纳早在1917年便以镤元素的发现者而闻名于科学界，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在铀裂变实验中，迈特纳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并被斯特拉斯曼称为“精神领袖”。她的名落孙山让科学界几乎难以置信。玻尔曾建议迈特纳和哈恩分享物理学奖，但多方努力抵不住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小教皇”西格班从中作梗。
这位19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迈特纳在瑞典诺贝尔学院的顶头上司，一直对迈特纳怀着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自己的女下属鱼跃龙门和身价百倍，显然是西格班最不愿听到的“喜讯”。他竭力贬低迈特纳的贡献，声称不过是对玻尔液滴模型的应用，致使迈特纳被最终否决。年过六旬、流亡他乡的迈特纳遭遇如此不公，激起了众多科学家的同情和义愤。
爱因斯坦称迈特纳是“德国的居里”。国际纯粹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为纪念迈特纳，把109号元素命名为Meitnerium（Mt）。1966年度的费米奖同时授予哈恩、迈特纳和斯特拉斯曼三人，可以算作对原子裂变发现者的认定和正名。诺贝尔奖的宗旨本来是“彰贤”，有时却恰恰做出“蔽贤”的事体，令人不胜唏嘘。
自有路人说短长，由此会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1957年初，当发现宇称不守恒原理的消息轰动世界时，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的名字总是“三位一体”“三足鼎立”的。待到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却唯独没有了吴健雄，难免让公众大惑不解。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世界的基本法则是对称和守恒的，所有自然现象都保持“左右交换不变”，或叫“原物和镜象对称”。1956年4月，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引起科学界巨大震撼。然而，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猜想阶段。
1956年春天，李政道拜会吴健雄，共同查询了数百个物理学家上千页的实验记录，发现从来没有人做过基本粒子遵循宇称守恒定理的实验。
吴健雄立即意识到一个重大机会正在敲门。她精心设计了两个初态相同的钴60装置，用方向相反的电流导致它们方向相反的极化。再比较这两个互为镜像的钴60装置在β衰变中是否对称。这一实验最大的难度在于必须创造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才能让钴60基本停止分子热运动，从而去除“背景噪声”干扰，幸亏美国国家标准局有能力达到0.003开氏度的超低温。
吴健雄平均每天睡眠4小时，奔走于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间。1957年1月9日凌晨2点，实验终于得到确切的结果，千真万确，反向自旋的核子比顺向自旋的核子辐射出更多电子。《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被实验推翻》。可以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是以吴健雄的实验成功而一锤定音的。
吴健雄一生硕果累累，几乎遍获世上所有的科学奖，唯独缺少诺贝尔奖。“大风吹倒房前树，自有路人说短长”，谁会认为这是吴健雄的尴尬和难堪呢？许多科学家都遭遇过类似吴健雄的晦气和背运。
1961年诺贝尔化学奖单独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文，表彰他利用碳14示踪发现光合作用中二氧化碳转变为糖的生化流程，即“卡尔文循环”，但却将长期合作、比肩齐名的本森和巴斯汉姆排除在外；197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机电工程师豪斯菲尔德和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褒扬他们对X射线成像技术的贡献，而最早发表X射线断层扫描论文并取得专利的美国科学家奥尔登多夫却榜上无名；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意大利女生物学家蒙塔尔尼奇和美国生物学家科恩，因为他们发现了神经生长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而处处呵护提携蒙塔尔尼奇，并在彼此合作和独立工作中互有建树的华盛顿大学胚胎学家汉伯格却被摒弃不顾，致使这两位白首科学家30年的至交毁于一旦，令人对诺贝尔奖法力的巨大和人类友情的脆弱不胜浩叹；199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生物学家夏普和罗伯茨，表彰他们发现了编码基因的不连续性，却忘记了华人女科学家周芷才是两篇断裂基因论文的第一作者，也是用电镜对腺病毒进行实验的设计、操作和判读者，罗伯茨只是叨陪末席的第四名。
诸如此类的斯德哥尔摩判例不胜枚举，科学界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诺贝尔奖不仅有科学巨匠的角逐，也会涉及小人物的命运，并更能拷问科学的道德和良心。当新问世的青霉素对结核菌无能为力，“肺痨病”便高居人类杀手的榜巅。美国罗格斯大学一位23岁的研究生萨兹通过对百余种菌株的测试，终于从农家庭院土壤中分离出链霉素菌株，其具有显著的抗结核功能。实验室主任兼导师瓦克斯曼闻讯后眼睛发亮了。链霉素很快轰动世界。
当萨兹继续拿着40美元的微薄月薪，在阴暗密封的地下室里冒着感染危险日夜研究时，瓦克斯曼已经把链霉素的发现权据为己有，并忙于登报扬名和寻找财路。涉世未深的萨兹当然不会看破老谋深算的导师已经下套设局，他于1946年和瓦克斯曼签署协议，为了科学进步和人类福祉，将链霉素发现权出让给学校基金会，自己则一文不名离开了罗格斯大学。
3年后，萨兹突然得到难以置信的消息，瓦克斯曼根本没有将链霉素专利用于公益事业，反而从默克公司和罗格斯大学基金会收取20%提成，累计35万美元。萨兹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1950年3月，他愤然将瓦克斯曼和罗格斯大学告上法庭。这一决绝行动让导师和校方大出意料。经过一年对簿公堂，最终达成庭外解决：瓦克斯曼承认萨兹为链霉素的共同发现者并赔偿12.5万美元专利费。公平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
然而，萨兹为其“惨胜”付出了无穷的代价。他先后应聘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却无一处愿意录用，因为他违反了学术界的潜规则，竟敢状告自己的导师。瓦克斯曼更公开宣称，学生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手”，“一切成果归导师”理所当然。
1952年10月，传来了瓦克斯曼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更让萨兹悲愤交加。法院已经有明确判决，链霉素发现权归双方共有。抛开是非和道德，诺贝尔奖难道有权无视法律吗？
“老天莫施恩，施恩强者得”，导师在斯德哥尔摩风光无限，萨兹却在美国无法容身，最后只好远赴智利谋一份工作。直到1994年4月28日纪念链霉素诞生50周年的时候，萨兹才终于得到承认，获得了罗格斯大学颁发的奖章。时年74岁的萨兹一脸沧桑，他不再需要“迟到的光荣”，50年来他甚至不和女儿谈起这件辛酸往事。
如果当年萨兹能分享这份诺贝尔奖，恐怕不仅表达世界对真正奉献者的感激，还有利于纠正导师“掠夺”学生的“封建领主”之风；但诺贝尔奖却站在了相反的一面。
科学史上还有一桩著名公案。1967年7月，剑桥大学博士生贝尔协助导师休伊士建成了占地1.8万平方米的卡文迪许射电望远镜并进行巡天扫描。凭着女子特有的细心，她每天从29米长的记录纸带中大海捞针，发现了周期为1.3373秒的脉冲电波。
休伊士起初认为是人为干扰，媒体猜测是科幻作品中“小绿人”从外太空发来的联络信号。贝尔接着又从不同方向找到了3个类似的射电源，天文学界终于认定这就是奥本海默等人预言的大恒星塌缩产物中子星。射电望远镜接收到的脉冲信号，正是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向两个相反方向强烈辐射的电波。
中子星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天文发现之一，极大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成为黑洞存在和爱因斯坦重力理论的新证据。
1974年，休伊士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中子星的真正发现者贝尔却被排除在外。天文学界一度舆论大哗，有人讽刺1974年诺贝尔奖是“No贝尔”奖。著名天文学家霍伊尔拍案而起，公开斥责休伊士的“剽窃”和诺贝尔奖的失误，想不到此举带来了严重后果。1983年，霍伊尔的密切合作者富勒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理由是研究“核反应对宇宙化学物质形成的作用”。
众所周知，霍伊尔才是这一领域的带头人，最早提出重元素在恒星内部合成的理论。诺贝尔奖单单授予“老二”富勒却排除“老大”霍伊尔，未免过于用心良苦和睚眦必报。富勒为此写信给霍伊尔深表不安。
年年岁岁，诺贝尔奖在书写历史，同时也无可逃避地接受着历史的检验。1976年诺贝尔基金会公开了50多年的档案后，更多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谁都不会说诺贝尔奖是“竖子几登青史”，但大都会同意“英雄半在红尘”。
诺贝尔奖资深评委拉格维斯特承认，“经常让一些明显够格的候选人落榜，这是诺贝尔奖的一大特性”。与其细数诺贝尔奖的缺失和纰漏，毋宁反省对诺贝尔奖的期望和定位。诺贝尔奖并非社会的公权和公器，而是私人的基金和组织；并非神的仲裁和昭示，而是人的判断和选择。让诺贝尔奖回归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卸掉“公平正义”“替天行道”的不能承受之重，世界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挑剔和指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