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们的自然界多种动物乃至人类，都更喜欢一夫一妻制的配对。这是繁衍后代的本能需求，也是克服孤独苦寂的最佳方式，满足了生存的生理和心理双重需要。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成双入对的方式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效率，每一个单身汉都痛恨“对月形单望相护”的惨境，盼望有朝一日能“只羡鸳鸯不羡仙”。
从生物学来看，很多事物都和两两成对有关。比如从生理结构上往往有两只脚、两只手、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两扇翅膀……从社会行为上有“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从生活工具上有一双筷子、一副对联、一对铙钹……“有点二”的世界，就是这么有趣。
在物理学中，“二”这个数字，并不奇怪。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二元极性的世界。
正如老子在《道德经》言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古人朴素哲学思想里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二出发，才演生出我们的纷繁复杂的世界。自然界的电荷分正负两种，粒子分正反两类，磁极也分南北两极，量子有波粒二象性，电子自旋分上下两种状态……似乎很多物理研究对象只需要两两成对的数字就可以了。
非常有趣的是，一些著名的物理定律也是和“二”有关，比如库仑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遵循平方反比的形式，氢原子光谱体现出平方倒数差的规律，狭义相对论表征距离公式是微分二次型[1]。
诚然，对于单体系统，物理学往往可以给出精确的描述。自从有了“二”，物理世界就变得极其复杂多变起来。若是到了“三体世界”，很多时候物理学理论和物理学家们都是比较懵的。
如要描述固体世界里的电子运动状态，那我们必须面临的是10^23量级的对象，可以肯定，没有谁能够给出精确的数学理论。好在布里渊、布洛赫、费米、朗道等人的固体量子论给了我们方便，微观世界的原子是周期排列的，因此可以大大简化理论模型。相对原子来说，电子的尺寸要小的多得多，电子在原子间隙中穿梭空间非常巨大，倘若电子浓度足够低，电子—电子之间相互作用非常弱，就可以把电子独立开来研究。
只要理解了其中一个电子的运动行为，就可以推而广之描述这一群电子的行为。于是，又回到了数量为一的物理学问题，处理起来似乎轻松多了。这种既简单又显懒惰的方法一方面给固体物理学家带来了许多方便，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引人进入了死胡同牛角尖出不来。从一跨越到二的物理学，看似容易，实则艰难。
在寻找常规超导微观机理的漫漫征程上，一部分物理学家用“神似”的唯象理论成功解释了超导是二级热力学相变，另一部分物理学家则在不断寻找导致电子在固体材料中“畅行无阻”的微观相互作用。如上篇提及，不少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折戟沉沙，他们距离正确的超导微观理论，恰似十万八千里之遥[2]。也有少数几个幸运的物理学家，离最后的微观理论，只隔着不到一毫米的窗户纸。
例如赫伯特·弗勒利希（Herbert Fröhlich）、戴维·派因斯（David Pines）、李政道、约翰·巴丁（John Bardeen）等人，始终坚持如一并最终捅破窗户纸的是巴丁，常规超导微观理论于1957年终于被建立。为啥独有巴丁能获得成功？回顾并思考这段有趣的历史，不禁令人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