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知识走出实验室，触及到普通人之前，还要经过很多中间步骤，比如政府的管理、科学共同体的约束和媒体的传播。这些中间步骤都会涉及多方利益，这让科学传播变得非常复杂。通过我们的调查，你会看见科学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的鸿沟。
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化名）从来没想过要成为著名科学家。但几年前，他在大名鼎鼎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要成果后，并没有回避各路记者的采访。于是，有关他研究成果的报道铺天盖地袭来，甚至还登上了《纽约时报》。各种各样的“创新”论坛都邀请他去演讲，他也发现自己在给普通公众讲解科学方面有些天赋，TED演讲视频在网上更有高达数十万次的点击量。
然而，日益增长的名气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尽管史密斯仍保持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也频繁地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但他的科学同行们却开始处处施难。史密斯为新的研究项目申请资金的报告也被拒绝。他回忆称，负责评估立项报告的匿名评审给出了“很糟糕的评语”，比如“很会吸引人眼球”或者“这是过度曝光的成果”等。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拒绝了第二次TED演讲的邀请，也向媒体关闭了自己的实验室。他记得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就这样吧。
我再也不（向公众）介绍自己的成果了。”
史密斯经受的报复行为一般被称为萨根效应，得名于天文学家及科普明星卡尔·萨根（Carl Sagan）。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公众影响日益增长，萨根遭到了科学同行们的排挤和耻笑，还失去了很多学术生涯的重要机遇。例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没能得到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又在90年代被美国科学院拒之门外。
萨根曾经的同事乔尔·莱文（Joel S. Levine）讲道，“人们认为他花在科普上的时间比研究还多”。莱文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曾在70年代与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海盗计划（the Viking program）中共事，现任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教授。
萨根被美国科学院拒绝已过去25年，而以他名字命名的这种效应却仍在继续。
过去几年发表的多项研究都表明，学术圈仍然不鼓励研究人员以个人身份与公众交流，除非他们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资深研究员。这种心态使公众无法得到足够的专业知识，做出明智的决定，应对当下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基因工程、气候变化或新能源等等。科学界的集体噤声也使很多有关政策和经济的重要问题脆弱得不堪一击，任由各个政治派别中的说客们颠倒黑白。科学家声音越少，用来攻击反科学或伪科学言论的观点就越匮乏。
由于仅允许最资深的研究人员与公众交流，萨根效应还无形中渗透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是一群白人老头的地盘，因为他们在高级职位中占据绝对优势。尽管近几十年来，女性成为教授的比例已经在稳步提升，职场顶端的少数族裔人数也有所提升（虽然没有女性那么快），但将这些群体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还是会阻碍很多女性和少数族裔进入学术行业。
最近，我们联系了近200名经常参与公众传播活动的科学家，他们可能是演讲者、科学博主或畅销书作家。我们想了解，在这些优秀的科普人员中，有多少曾因为科学传播工作导致自己的学术道路受到消极影响，这些影响又发生在怎样的情况下。可喜的是，我们这项非正式调查不仅得到了与一些论文一致的结果，还发现令人期待的转变即将到来。
社交媒体的发展，如推特、脸书和博客等，再加上科学界近些年的变化，可能会全面推翻研究人员与公众之间的障碍。
一定程度来说，萨根效应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人们对于科学家工作状态的认识。例如，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鼎盛时期，很多研究人员都效仿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sac Newton），因为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对物理和数学的研究上，一生未娶。
那些单身科学家（几乎全部都是男性）也被看作是对真理纯粹的追寻者，没有被建立家庭这种俗事所干扰。类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尽管今天的科学家们多数都会结婚生子，但他们仍然认为应该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实验室，至少很多研究生导师都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任何干扰研究的事情都被认为会降低研究人员的公信度，例如发展兴趣爱好，或参与公开辩论等。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科普活动对学术生涯影响的论文并不多，但仅有的结论表明，萨根效应仍然存在。然而，对科学家不切实际的预期只能部分解释这一行为。在我们采访的研究人员中，很多人都猜测，学者间的嫉妒心作祟也加重了他们受到的排挤。“很多事都是在你背后发生的，”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著名灵长类学家和畅销书作者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这样说。
他还补充道，他一般都是间接从朋友处得知，有同事对他的科普工作表示不满。
本文作者马丁内兹－康德和麦克尼克也因为参与科学传播活动而遭到过类似的批评。在马丁内兹－康德曾工作过的研究所的一份年度评审报告中，她部门的负责人抱怨称，她那年“杰出”的学术成果已经被她发表的大量科普文章所掩盖。麦克尼克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研究经费，而官方的反馈上写着，他参与的科学传播活动过于丰富。
尽管我们的学术生涯并没有受到太坏的影响，但这让我们对其他科学家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和本文另一位作者——科学作家和记者德文·鲍威尔合作，通过邮件、电话或面对面采访了190名研究人员。在收到的81封回复中，有很多科学家表示他们的传播活动对于研究生涯来说是有益的，其他的则好坏参半，而也有一些，例如史密斯，就受到了很负面的影响。
部分研究人员想出了很有创意的解决办法，比如搞个双重身份。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机器人专家丹尼斯·洪（Dennis Hong）就说，他在自己的祖国（韩国）是个超级明星，但是到了美国则对自己的名气缄口不言。他说，“在韩国，人们能从人群中认出我来，会来找我合影。这些日子里，我一直过着两种生活：在韩国进行科学传播活动，在美国就避免一切外事活动。在学术圈，如果你过于暴露在公众视线下，如果你总是出现在电视或杂志封面上，人们就会觉得你不是真正的学者。”
稍稍关注下证据就会发现，做科普的人不是正经科学家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到目前为止的多项研究都表明，经常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的产量也更高，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二流学者。2008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的一项研究调查了3500名研究人员。
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参与传播活动的学者来说，活跃的科学传播者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数量更多，论文被引量也更大。另一项研究则统计了多个国家／地区的科学家在2005-2007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数据涵盖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芬兰、德国、中国香港、意大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挪威、英国和美国。
结果表明，发表科普文章更多的科学家在学术论文方面也更加高产，和其他同僚相比工作也更加努力（分别为平均每周工作49.3小时和47.8小时）。萨根本人也符合这个特征。他平均每月都有学术论文发表，即使在他超级有名的几年（从1983年到1996年逝世）也是如此。
我们本以为，成功的科普人士会支持初级研究人员追随他们的步伐。
但他们中也有人警告称，绝大多数想要拿到终身职位研究员最好推迟和公众接触的时间，直到在大学的位置稳固后再说。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于2001年发表了大众读物《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他认为，过早成为公众人物挑战了科学界的习惯：名声应该积累于学术著作，而不是与公众接触。
“如果你还是副教授时就开始撰写大众科普书籍，你很可能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你不够严肃，”卡内曼讲道，“如果你指的是研究型大学，那规矩就是这样的。你应该不断做研究，直到拿到终身职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及畅销书《哈佛幸福课》（原名《撞上快乐》，Stumbling on Happiness）的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也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我在2000年开始为公众写作，那时我已经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了。我并不建议没有终身职位的年轻教授这样做。”
然而，虽然是无心的，但这种“等拿到终身教职再说”的谨慎想法通常导致的后果就是伤害了女性和少数群体，因为他们在学术圈顶层的身影太少。也许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缺乏代表人物，很多少数群体的学者都面临研究单位施加的巨大压力，无论是否愿意，都要求他们对外交流。
美国阿德勒天文馆（Adler Planetarium）的天文学家卢西阿尼·沃克维茨（Lucianne Walkowicz）在邮件中写道：“基本上这就相当于一份额外的工作。他们被要求做这些完全是因为自身的背景，而不是自愿参与公众传播。”非裔美国人J·马歇尔·谢泼德（J.Marshall Shepherd）说，“只要你能清晰地讲话，只要你在镜头前看着还得体，他们就会要求你去做这些交流活动。
”他在美国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负责大气科学项目，也主持自己的一档电视节目。美国圣爱德华大学（St.Edward's University，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的化学副教授蕊歇尔·伯克斯（Raychelle Burks）也开玩笑说，有时她觉得记者是搜索“少数裔科学家”才找到她的。“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我当然希望得到更多机会，”她说。
“但‘你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选吗’和‘你是象征性员工吗？因为有人说，我们需要个有色人种’这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调查中收到的很多回复都显示，和其他社会人士交流对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损害已经越来越小了，甚至还可能是有益的。如今，很多人都有社交媒体账号，科学家成为公众人物也不像过去那样是比较特殊的事情。
此外，由于获取研究经费的传统渠道始终没什么发展，“跟公众接轨”有时还能带来新的、非传统的收益渠道，来资助有价值的项目。话虽如此，但过去十年内发生的社交媒体爆炸，使得老一辈研究人员和年轻的“数码土著”之间产生了一条深深的代沟。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克里斯·冈特尔（Chris Gunter）说：“有人曾跟我说，‘你老玩推特干什么？多浪费时间。
’但是，2014年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是源于推特上的讨论呀。”
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部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机构（比如埃默里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开始在传统的研究、教学和管理工作之上，将科学传播活动看作学术表现的重要部分。研究寄生虫的生物学家亚普·德鲁德（Jaap de Roode）告诉我们，“我在埃默里大学的中期总结中清晰地阐述了自己所做的传播工作。
他们说这样的活动对我和大学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名气。”作为联邦资助机构的杰出代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已经正式确立了支持科普活动的官方立场。在评审立项报告时，除学术成就之外，也要加上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这一项，包括研究结果对公众的传播等。保守的研究机构和高级研究员们也应该效仿这些例子。
一旦将研究成果广泛地传播开来，我们这些科学家也可以借此从象牙塔中走出去，在建设尊重科学事实、鼓励科学探索精神且不断成长的理想社会的征途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