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文艺复兴的城市，一场毁灭世界的瘟疫。文学天才的幻想交织在冷酷的现实中，成为扣人心弦的旅途——这越说越像丹布朗的小说简介。不过，《但丁密码》里那位亿万富翁为控制人口而创造的瘟疫是虚构的，而现实中，瘟疫真的曾反复肆虐过整个欧洲文明。每一座城市的历史都无可避免的和瘟疫纠缠在一起，因为密集的人口、垃圾的堆积、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城市比农村更受到瘟疫的偏爱。
而瘟疫造成的恐慌和痛苦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人们不愿意回想甚至刻意的选择忘记，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历史的走向是上帝的怜悯或惩罚、君主的英明与否、战士保卫家园的意志这些事情来决定的，而在提及瘟疫所起到的作用时，往往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然而，对于有些城市而言，瘟疫如利刃般留下了深深的刻痕，纵使跨越了千年的时光，每当我们抬头看时，那痕迹依然清晰一如当年。
公元前430年的雅典、1665年的伦敦、1793年的费城都是如此；而为现代文明留下最深印记的，莫过于地中海的鼠疫了。它们发生的地方是三个大家熟知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电影《但丁密码》选择了这三座城市，也许不是巧合。《但丁密码》中，作为符号学教授的男主试图探寻但丁、米开朗基罗名作中留下的秘密。当我们回想起欧洲历史时，自然忘不了古罗马帝国的荣耀。
然而，经常被我们忽视的是古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属性，相比起帝国在欧洲占有的巨大地盘而言，对于环地中海地区的拥有其实更加重要。这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因为北非地区的粮食出产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二来是因为地中海上往来的船只带来了繁荣的贸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古罗马帝国最终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一个强大帝国的衰落当然是诸多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如果用某个单一的理由去解释，难免有失偏颇。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尽自己可能，从纷扰的历史中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起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了管理过于广阔的疆土，搞出了一个叫做“四帝共和”的政治形势，两个“奥古斯都”和两个“凯撒”共同治理着庞大的帝国，这为古罗马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而之后的君士坦丁大帝在东方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进一步促进了罗马的政治中心东移，尽管欧洲人喜欢用这座城市老名字拜占庭称呼它，但是它在1453年之前一直叫做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今日的伊斯坦布尔。东西两部分差异越发明显的罗马帝国腹背受敌，北方有蛮族的大迁移，灭亡了西罗马帝国，而两个世纪之后新崛起的伊斯兰世界则占据了北非。
这样一来，古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属性就丧失了，粮仓和贸易都没有了。但尽管如此，帝国并没有灭亡，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还在。那么，还有翻盘的可能么？有。翻盘的希望在一个叫做查士丁尼的皇帝身上，这是一个好战的皇帝。尽管后世对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褒贬不一，但是这些战争有辉煌的成果，那就是收复了北非。
有了粮食，帝国就可以对故土徐徐图之，查士丁尼也就有希望成就不输前人的伟业，而君士坦丁堡也将变得更加重要，成为新的“永恒之城”。查士丁尼一世大帝。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在瘟疫的面前不堪一击。查士丁尼遭遇到了那个让他完全无力抵抗的敌人：鼠疫流行。因为查士丁尼本人也是患者，这次鼠疫以他的名字命名，史称“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
尽管有的历史学家声称与当时连年的战争相比，这次鼠疫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样的评价只能说明，将瘟疫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低估，是一件非常目光短浅的事情。让我们看看这次鼠疫究竟对于历史进程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尼德兰画家列菲林西描绘的查士丁尼鼠疫场景。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这场瘟疫是从埃及开始的，可能是老鼠藏在商船的货仓里，把瘟疫一路从北非传播到了大半个欧洲。
当这场瘟疫流行最严重的时候，杀伤力和之后赫赫有名的黑死病一样致命。据拜占庭的历史学家记载，这座城市每天有一万人死于瘟疫，考虑到当时的城市规模，未必有那么多人口可供消耗，但是毕竟年代过于久远，这个数据永远难以核实，现代的学者估算，每天的死亡人数应该在五千左右。我们甚至不需要其他更多的信息，而只是知道拜占庭人在这次瘟疫中死亡的情况，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惨状。
在这次瘟疫里，大约40%的拜占庭居民死于非命，整个地中海东部的人口则大约减少了25%。因为已经没有空地和人力去掩埋死者，大批的尸体就直接被堆积在野外。这次瘟疫对拜占庭国力的消耗是显而易见的。从此，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能力去收回西罗马的故土了。或者说这场瘟疫造就了欧洲的中世纪也不为过，如果说这样一场鼠疫的影响是“微乎其微”，那我还真想不出现有什么事情的影响能称的上“大”了。
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环绕地中海的重要势力就大致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东罗马帝国，他们保存着罗马帝国的信仰基督教，因为和欧洲的基督教教义出现了分歧，所以这一支就被称作东方正统教派，也就是东正教。第二部分就是占据了欧洲、接受了基督教的蛮族，居住在罗马城的教皇成为精神领袖，但是各个国家却各行其政，分裂成了诸多邦国。这两部分人因为教义不同，互相看着不顺眼，但是共同的敌人又让他们时不时联合在一起。
而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第三部分势力——伊斯兰世界。东罗马帝国挨着伊斯兰世界，自然容易挨打，于是就向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求助，基督教世界打着征服异教徒的旗号，怀着发财的美梦一路征战，这就是十字军东征。前三次十字军东征都没出什么大幺蛾子，可是这第四次出事了。根源就在十字军的队友身上，而这个队友就是传奇般的威尼斯共和国。
威尼斯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才兴起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完全是建立在水面之上，没有一寸的土地，所以只能依靠贸易生存。而在地中海上贸易就必须得有大量的船只，所以丧失了地中海属性的基督教欧洲想要去征讨伊斯兰世界就得从威尼斯人手中买船。此时的威尼斯总督，叫做恩里科·丹多洛——对，就是他的遗产，指引了兰登教授前往君士坦丁堡。丹多洛动员十字军。
图片来源：Doré虽然已经年逾九十高龄，但是丹多洛总督的依靠着顽强的精神参加了十字军。不过，丹多洛总督跟东罗马帝国有旧仇，结果在他的指引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但没有战胜原本的敌人伊斯兰世界，反而把跟自己一个信仰的君士坦丁堡给攻占了。十字军在这座壮丽的城市里烧杀劫掠，还纵火焚烧了城市，这让第四次东征成为了尴尬的闹剧，这是1204年的事。而丹多洛总督也死在了征途之上，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他被葬在了君士坦丁堡的标志性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里。1453年，当伊斯兰世界攻占这座城市的时候，士兵们想在丹多洛总督的坟墓里寻找财宝，当他们失望的时候，就把总督的遗骸扔给了野狗。自从1204年开始，威尼斯共和国在地中海的威势达到了巅峰，它大摇大摆的占据着亚得里亚海，垄断着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
贸易带来了财富，而人口的流动也带来了瘟疫，威尼斯这座城市无论在目力所及的每个细节，乃至城市的灵魂之中，都摆脱不了对于瘟疫的无奈和畏惧。瘟疫来袭时，医生们会佩戴一种鸟嘴状的面具，然后把香料填塞在其中。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的特产叫做威尼斯面具，现在我们还可以见到威尼斯面具有中世纪医生用的那种款式，而在上面还画着当时医生的形象。
如果你去威尼斯旅游的话，看到这样的面具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恐怖片里的形象，它描绘的实实在在是当时勇敢的医生们。威尼斯是建立隔离制度的起源之地。如果有商船到来的话，船上的人不许上岸的，而需要在港口停靠30天，如果船上有瘟疫，那么船上的人也就死光了，这条船也就不需要被关注了。如果经过30天，船上的人还能健康的活下来，那么想必他们是干净的，没有携带瘟疫。
30天的规矩持续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被延长到了40天，这就是检疫隔离（quarantine）的由来（源自quarantenaria，意大利语中的“40”）。这样的时长固然是超过了许多传染病的潜伏期，确实对预防传染病有效，但是能理解为当时的人们有了这方面正确的知识么？倒也未必，因为40天这个时长的选择并非是出于科学的原因，而是出于神学的考虑。在中世纪流行的炼金术这门学问里，40天是一个哲学月。
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吉尔伽美什的旅程也是惊险的40天。除了哲学月的天数之外，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出现的频率特别高，比如上帝用洪水灭世的时候，洪水泛滥40天（《创世纪》）；熏尸体也要40天（《创世纪》）；摩西上山40天，得十诫而归（《出埃及记》）；惩罚人的时候只能打40棍子，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申命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就不多举了。
在基督徒的眼里这个数字充满了神圣，用它来指导公共卫生实践，在当时也是挺合理的事。和威尼斯一样，佛罗伦萨也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因此也富有、也饱受瘟疫的侵害。因为瘟疫来的频繁、死人太多，因此佛罗伦萨的人民发现信不信上帝都会死，心里就虔诚就难免掺了水。而1453年伊斯兰世界灭亡东罗马帝国之后，东罗马帝国的学者带着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知识和书籍纷纷来到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就此开始。
《但丁密码》于曾经的瘟疫之城佛罗伦萨拍摄其实在东罗马帝国的学者到来之前，文艺复兴就已经有了苗头。回想你所熟悉的一部文学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谈》是怎么来的？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流行，10名青年男女一起逃到了乡下躲避瘟疫。他们每天醉生梦死，讲故事为乐。每天每人讲一个故事，连续十天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1348年的佛罗伦萨可谓是祸不单行，就是在一年之前，饥荒刚刚夺走了四千人的生命。
而瘟疫的到来再次开始收割这个城市里的生命，在这一年的3月份，佛罗伦萨颁布了《腐败和有害空气法》，这部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治瘟疫。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佛罗伦萨人必须把一切可能导致空气污染、继而引发瘟疫的物品都统统的从城市中清理出去。一个月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进一步要求病人的衣物也需要销毁。因为有些医生认为性也是瘟疫传播的途径之一，结果妓女也被驱逐了出去。
即使是这样，瘟疫到来之时，整个世界依然变成了地狱一般。而且瘟疫也不止一次袭击这座城市。在一位叫做卢卡的药剂师（1435-1516）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新市场的一个靠墙的石头凳子上，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安静的坐在那里，安静的像是睡着了一样，直到另外一个人去碰了他一下，人们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人们纷纷躲避着他的尸体，任由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因为人们知道，他死于瘟疫。
当时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与地狱一般无二。薄伽丘描绘的佛罗伦萨瘟疫场景。图片来源：gettyimages恰恰是地狱般的现实，将《十日谈》里十位少男少女可以在瘟疫中幸存的事迹反衬如此不凡、鲜活、令人记忆深刻。也许，正是需要地狱的衬托，才让人意识到生命的美妙。事实上，在薄伽丘之前，已经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为人们描绘出了地狱的图景，他就是但丁。
但丁想为自己一见倾心的姑娘碧雅特立齐写一首爱情长诗，但是经历了命中注定的漫长流放之后，这首诗最终成为了一首政治长诗，它就是著名的《神曲》，这首诗将中世纪人民心中地狱的场景变得更加真实。然而，在1321年去世的但丁并不知道，在他死后的27年之后，他笔下的地狱真的降临了人间。今天，我们称之为黑死病。葡萄牙国立古代美术馆收藏的画作，描绘了但丁《神曲》中的地狱场景。
图片来源：Daniel Villafruela/ Wikimedia Commons当然，这并不意外。但丁一定曾经见过或者至少听人讲述过瘟疫爆发的场景，只是黑死病的爆发太过可怕，遮盖了那些规模较小的瘟疫而已。但是这些瘟疫不但塑造了文学想象，也塑造了现实的文明进程——那么，数百年后的今天，虚构的《但丁密码》同样试图用瘟疫来改变世界，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电影中，主角们试图破解《神曲》中的线索，阻止瘟疫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