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1933年10月，在教育行政与科学研究上都大有作为的饶毓泰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通过广揽英才、更新实验设备、倡导科学研究，使暮气沉沉、成立20年来只有物理教学而无科研基础的北大物理系，短短几年间就成为国内物理学的重镇，可与清华大学物理系相媲美。饶毓泰抗战期间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战后向胡适提出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计划，并深深地影响了胡适的思想与决策。
但因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撰文 | 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 王力
● 上篇
接管水深火热之中的北大物理系
1949年前北大物理系发展史表明，一个学术机构的繁荣与否除外部环境外，更与领导人关系密切：领导人不仅要安心于位，而且在科研上需有广阔的视野与敏锐的学术感知力，能从学术机构的发展而不是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规划机构的学术方向。
物理“第一系”名不副实
1. 物理系本科生水平，曾比美国本科高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时期，就有近代物理教学，当时从事教学者主要是日本教习。1909年，学堂选派留英的何育杰获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回母校任教，成为首位中国籍物理教员。1913年，北大理科以物理学数学门名义招收本科生，宣告中国高等教育第一个物理学系正式诞生。
当时，并没有系主任层级设置，理科在学长夏元瑮领导下运行，从事物理教学的教授除何育杰、夏元瑮外，还有王蓥、秦汾、张大椿、张善扬、李祖鸿等人。夏元瑮作为理科学长，主要负责理科的筹划和领导工作；何育杰负责物理教学大纲、教科书的编订和二三年级理论物理教学；王蓥讲授一年级课程和实验；秦汾教力学和天文学；张大椿等负责预科。这些教授除何育杰、秦汾有硕士学位外，其他人基本上为国外本科毕业，其学术水准可以想见。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开创者，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
1916年，孙国封、丁绪宝等5人本科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物理学本科毕业生。孙、丁两人留校任助教，后留学美国，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回国后都曾在中国物理学发展史留名。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对学校进行整顿。
1919年物理学门改称物理系，何育杰任系主任，原有教授纷纷离开，夏元瑮也于1919年夏休假赴德国进修，物理系师资开始大变脸。1920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丁燮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颜任光，1922年法国国家博士李书华，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温毓庆，1925年麻省理工硕士杨肇燫等相继来校。一时间，物理系师资队伍非常强盛，可谓人才济济，吴大猷也认为早期回国留学生大部分到了北大。
其中颜任光和与李书华两人值得特别指出。
颜任光师从美国本土出生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从事教学研究。1920年秋到北大，翌年任系主任。也许受密立根实验物理的熏陶，他特别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希望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实验结合起来，或购置或自制仪器、编写实验讲义、安排实验课程。作为系主任，他像电工一样经常携带着钳、锥等工具；自制简单教学用具，在课堂上边讲边表演。
因颜任光的努力，北大物理教学质量大为提升，当时教育界将他与主持东南大学物理系的胡刚复并称“南胡北颜”。李书华也曾回忆说：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原有许多旧仪器，颜任光又购买了不少的新仪器。他设置机器房，安装直流电等等。他创设物理系物理阅览室……他改造讲室与实验室内部，将旧窗换成新式玻璃窗。李书华1922年9月到北大，1926年担任系主任。
他曾先后讲授一年级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热学、热力学、声学）和物理实验，二年级普通物理（包括光学、电磁学）和物理实验，三、四年级近代物理（包括离子、电子、阳射线、Ｘ光与放射学），预科一年级物理等。并为一、二年级编写了《普通物理实验讲义》第一册（1923年由北大出版）。近代物理课程，他大部分选用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上课内容，已走到当时物理学前沿。
他与系里各位老师通力合作，以提高学生程度：那几年我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北大物理系。同系的几位教授也都很合作。除授课外我终日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工作。一方面充实功课内容，一方面为学生准备实验室的各种实验，同时准备在讲室讲授时的指示实验。目标在提高学生程度，使学生毕业时有充分的基本知识。按照李书华的说法，当时北大物理系本科毕业生水平比美国本科高，比硕士稍低。
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当时北大物理系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钟盛标、王普、岳劼恒、赵广增等。
2. 物理“第一系”，开始名不副实可惜好景不长。首先是系主任颜任光1924年休假游欧，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再次感受到物理实验仪器的重要性，归国后不再回北大，转而从事科学仪器的生产与制造。
更为重要的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教育界一直风潮不断，政府又时常拖欠薪水（甚至一年领不到5个月），两者之间相互影响激荡，致使动荡不已，教授们纷纷离职他往，北京大学自然也深受其害。南京国政府成立初期，大学区制度的试验，造成蔡元培与李石曾的派系冲突，更加剧了北大的不稳。
1926年底丁燮林离开北大，参与筹建中研院物理所；1927年何育杰转任东北大学物理系主任，温毓庆也离系他就；1928年杨肇燫离开加入中研院物理所。两三年间使系主任李书华几乎成为孤家寡人，只得依靠外校兼任讲师和本校青年教师。他回忆说，在此期间“不但不能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即维持各门功课的照常上课，及实验室的实验照常进行，已感困难万分”。1929年，李书华也离职去主持中法大学并筹办北平研究院。
夏元瑮回国救火接任主任，聘请张贻惠、文元模为教授（此时龙际云为副教授，张珮瑚为讲师）。这些人与前面一批教师相比，学术水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教授张贻惠、文元模都是留日学生，也都未曾获得学位。夏元瑮也深知他们自身的缺陷所在，也与李书华一样大力借重清华大学的教授，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及实验、X光及放射学）、萨本栋（讲授普通物理）、周培源（讲授电子论及相对论）、黄子卿（讲授热力学）等曾来系兼课。
正当北大物理系高水平师资队伍星散，教学水准受到极大损害，地位大为降低之时，其他学校的物理系却蒸蒸日上，其中最为特出是同处北京的清华大学。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北大不一样，清华有稳定庚款作为后盾，也一直将促进中国科学发展作为己任。1929年，清华大学设立理学院，其目的除造就人才而外，还要使清华成为科学研究中心。清华物理系成立于1926年，系主任叶企孙，有教授梅贻琦，教员赵忠尧、郑衍芬，助教施汝为等。
到1929年时，教授除叶企孙外，还有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其后，赵忠尧、任之恭等又相继加入。这一师资队伍，与北大1920－1925年最为鼎盛时期相比，其水准也高出不少。当然，清华在物理实验设备的购置与装备上，也比北大物理系精良不少。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李书华所言，一个大学对科学的任务有三，一为科学教育，一为科学研究，一为科学应用。
但他一辈物理学博士回国者，无论是胡刚复之于东南大学、饶毓泰之于南开大学、叶企孙之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都仅仅尽到了“科学教育”的工作，于其他两方面特别是科学研究毫无作为。到1930年左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们已经有不少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发布，显示出科学本土化的成效，还培养出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冯秉铨、龚祖同等杰出学生，而北大物理系主事者还是夏元瑮、张贻惠这样的老一辈纯粹物理教育工作者。
除清华而外，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物理系也超过了正走下坡路的北大。北大物理系的发展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关键时期。
3. 王守竞的离开1930年12月，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北大结束了先期动荡不安的时代，迎来了稳定发展时期。
翌年7月，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合作，设立“合作研究特款”，规定自1931年开始，到1935年，每年双方各出20万元，用于设立北大研究教授、扩展北大图书仪器及相关设备、助学金与奖学金，以提升北大教学与科研水平。第一批聘任的研究教授，理学院有冯祖荀、丁文江、王守竞、曾昭抡、刘树杞、李四光、葛利普、许骧、汪敬熙9人。
1934年因受经济不景气影响，中基会经费入不敷出，决定当年度资助北大经费缩减为10万元，但北大20万元照旧。当年教育部视察北大后，极为称赏北大理学院办理成绩，“近年以来，该校对于校务，颇多整顿，如院系之整理，专职教授之增聘，图书仪器之增加……均属成绩之表现，理学院学风尤多进步，良用嘉慰”。与此同时，蒋梦麟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整顿，解聘一些不很称职的教员。
他曾对院系负责人说，解聘老人的丑事“由我来做”，聘请新人的全权“由你来做”。正是在此背景下，北大物理系也开始了新陈代谢的更换，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先后离开。张贻惠、文元模1930年离开，夏元瑮1931年夏离开，接替夏元瑮的是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王守竞。
王守竞是北大物理系历史上第一位有重要科研成就的教授和系主任，吴大猷很是推崇他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认为他在美国期间发表的三篇论文都是非常重要而出色的成果，“量子力学一发展出来，他就坐上了头一列火车”。1928年获博士学位的王守竞，翌年回国任浙大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31年，他应邀接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开始整顿系务，创设光谱实验室，奠定后来光谱学研究的实验设备基础。
他讲授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使物理学课程进一步现代化。非常可惜，1933年夏，王守竞要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研制飞机发动机，离开北大任职国民政府兵工署。对于王守竞离开物理学界，最终将后半辈子浪费了，吴大猷很是惋惜。王守竞的离开，使北大物理系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系里只有副教授龙际云、讲师张珮瑚和几个青年教师。
在蒋梦麟与理学院院长刘树杞寻觅物理系的领军人物过程中，饶毓泰这位一手创建南开大学物理系，并有很好科研成就的人才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4. “自寻苦恼”，42岁的饶毓泰走进北大物理系1891年12月出生于江西临川（现属抚州市）的饶毓泰，1908年在上海入中国新公学，与胡适、朱经农等交好。1913年以江西公费留美，初入加州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17年获物理系学士学位。
次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再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相关低压电弧的电子发射速率的实验研究，导师为K. T. 康普顿。留学期间，饶毓泰学习甚用力，深为胡适、朱经农、罗家伦等称许，对其在物理学上发展很是看好，有“将来之大科学家也”，“读书猛进，必成数理专家”等期待云云。
1922年8月，饶毓泰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创建南开大学物理系，讲授普通物理学、力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课程，培养了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一批数学才俊。到1929年，饶毓泰在南开物理系辛苦耕耘七年，援例可以休假或外出进修。也许是有感于回国七年专注于南开物理系的发展，而在学术研究上未能有所作为，于是申请获得中基会甲种补助金国币3000元，前往世界科学中心德国访问研究。
访学期间，饶毓泰先后在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大学天文物理实验室工作，专门从事原子光谱在电场下的斯塔克效应研究，发表论文多篇，有力地支持了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微扰理论，开创了中国光谱学研究的先河。1932年8月，饶毓泰回国，可能是出于对科研工作的喜好，没有回南开大学，而是专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回国时顺带给研究院从英国购买了摄谱仪和真空光谱仪。在这里，他继续从事在德国开启的光谱、斯塔克效应研究。
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收到了蒋梦麟的邀请。
1933年的饶毓泰42岁，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南开物理系的创建与发展显示了他的教育行政能力，1929-1932年三年德国访学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完全超越他那一代博士回国者回国后基本不从事科学研究的境况，继续在物理学的学术前沿跋涉。
也就是说，此时的饶毓泰不仅有教育行政能力，也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完全可以将过去仅有教学而没有科研的北大物理系带上教育与科研共同发展的正道上。饶毓泰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具体过程，因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但一封1933年8月27日，饶毓泰致北平研究院具体负责人、副院长李书华的信函，可以透露出些许信息：润章先生道席：经电收悉。此次北大当局以王守竞先生暂难返校，物理系负责无人，以弟年事稍长，殷殷以系主任相属。
弟念年来与兄等共事，中怀感孚，志趣同符，兼以研究正在进行，即来年工作计划亦复周详审定，岂愿弃清闲研究生活，自寻苦恼也。顾北大物理系现在所处之困难情形，弟所深谅，而诸友厚谊，情难固辞，因愿牺牲一时作一尝试，而以不妨碍弟之研究工作并须商得吾兄同意为条件。闻孟邻先生已有函致吾兄矣。
关于弟之研究工作，弟将全部在院中继续进行（昨见刘楚青兄，北大方面已接受我之要求，全部研究工作仍在院内进行），弟去年曾在北大授课三小时，来年不过多授三小时耳，其余时间弟将完全在所工作（××××于名义研究），异者只在弟不受研究院薪金耳。以此节省之费院中可购置设备或多聘同事，他方又得与大学作深切之联络。在此情形下，弟意可行，想兄亦同意也。
弟欲郑重为兄言者，即弟之就北大不即是离开研究院（假设是，院中允许我继续在所工作）。弟对于研究院之希望与爱护不后于兄，对于兄与慕光兄期望弟之厚意尤其感念不置。所以望院中许我继续在院研究者，盖上为学术计，下亦以答一己之私。饶毓泰在南开七年，深知大学教学工作之繁杂。因此1932年回国，他没有回南开，而是选择了专门研究工作。
在北平研究院，他与李书华、严济慈等共事非常愉快，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1934年的研究计划也已周详制订。这次，他愿意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重作冯妇，“自寻苦恼”，实在是因为北大物理系负责无人，北大“诸友厚谊，情难固辞”。他的预想是在北大的教学，不妨碍他在研究院的研究，因此希望李书华同意研究院研究计划继续不辍，北大方面校长蒋梦麟、理学院院长刘树杞都已同意。
这样，他在研究院的薪水可以节省下来用于研究院，而且研究院与北大的合作可以更加密切，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另外，他已于1932年开始到北大授课三小时。可见，他从德国一回来，就与北大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饶毓泰上述信函，不知李书华作何回答。无论如何，1933年10月，饶毓泰就任北大物理系主任，走上了领导北大物理系的岗位，并从此将余生完全奉献给了北大。
中篇
重焕生机，北大物理系跃为物理学重镇
吴大猷曾说，北大物理系1933年改组后才开始培养出人才：“北京大学真正开始做些研究工作，训练出来几个学生，也是在1934年之后……从这个时候起首，北京大学才可以说有一个现代化的物理系。北京大学可以说是最早有物理系的大学，1930年代以后，这个物理系成为中国物理的中心之一。”北大物理系这个转折性的改变，饶毓泰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1. 重建高水准的教授队伍
饶毓泰1933年10月就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后，首先是人才的聘请与教师队伍的重建。同年随饶毓泰到北大的有朱物华、周同庆、张宗蠡。1902年1月生于江苏扬州的朱物华，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任教。
1933年来北大任教授，翌年任研究教授，直到抗战胜利后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电子学科与水声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光谱学奠基人之一周同庆，1907年12月生于江苏昆山，1929年清华毕业留美，193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与饶毓泰一样为K. T. 康普顿。1933年历访英国、德国和苏联回国，应聘北大任教授。1936年离开到中央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生平不详的张宗蠡是严济慈内弟，来校任教授，1936年离开到四川大学，主要从事光谱学研究。1934年，饶毓泰在南开的得意门生吴大猷来校任教授。1907年9月生于广东番禺的吴大猷，1925年入南开大学矿科，矿科后停办转入物理系，随饶毓泰读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磁学等，“近代物理”一课使他“开了物理的窍和兴趣”。
大学四年，使吴大猷“不仅真的明白了求知的意义，也提高了求知的兴趣”，并立下从事科学研究，“得列著作之林”的誓愿，对前途充满希冀：“那一段时间我从未经过真正的考验，不知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限度，以为前途像地毯一样，一推就会自动展开。”1931年经饶毓泰与叶企孙的荐举，获中基会乙种研究奖助金留美。1933年获得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预言了超铀元素的原子光谱，从而开启寻找超铀元素研究的大幕。
翌年应饶毓泰的召唤，来到了北大。吴大猷对北大物理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也是多方位的。
1936年，饶毓泰南开大学门生、拉曼光谱学家郑华炽也从中央大学转来北大任教。郑华炽1903年生于广东中山，1928年南开毕业后留学德国，先后在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奥地利格拉芝工业大学学习，1934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并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从事光谱学研究。
1935年回国任教中央大学，次年转北大，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期间曾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代理教务长，北大教务长等。这些新任教授（或研究教授）朱物华、周同庆、张宗蠡、吴大猷、郑华炽等，除生平不详的张宗蠡外，都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都展现出非常高的学术研究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除朱物华外，他们与饶毓泰一样，都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即光谱学。
可见，这不仅是一个高水准的教授队伍，而且有比较特出的研究水平与研究领域。当时，系里还有副教授龙际云、张珮瑚，助教赵广增；饶毓泰并从毕业生中选择优秀学生沈寿春、江安才、薛琴访等做助教，不仅使师资队伍增加，更使老中青形成了梯队。
2. 他是“不作公共关系”的人，却受尊敬的人饶毓泰进入北大后，在教授治校的北大可谓如鱼得水，1936年7月兼任理学院院长、理科研究所主任。
还先后出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张景钺）、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曾昭抡）、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委员长樊际昌）委员等。当然，作为一个大学系科，重要的日常事务是教学与人才培养。北大物理系课程，经二十来年的发展，到饶毓泰时期已经比较完备。
1934－1936年课程，本科包括普通物理及实验、力学、电磁学及实验、应用电学及实验、应用光学、物理光学、光学实验、分子运动及热力学、无线电及实验、近代物理及实验。
研究生课程包括理论力学（内容为分析力学，侧重原子及分子结构上的应用）、数学物理（傅氏级数与傅氏积分、偏微分方程、张量和相对论、群论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1（基本原理、氢原子、微扰论、多电子问题及氢分子）、量子力学2（复杂原子能级计算与斯塔克效应，多原子分子之振动、转动、电子能级及其光谱，拉曼效应，碰撞理论，核衰变和蜕变等）、量子力学3（狄拉克电子论等）、电动力学、电光学和磁光学、原子光谱、分子光谱、高等电路原理、气体导电、拉曼效应及分子构造。
可见，这个课程体系特别是研究生课程已经充分反映当时物理学发展前沿，并根据各个教授的研究专长编排了不同的课程，例如周同庆讲授电磁学、分子运动论及热力学、近代物理及实验、原子分子光谱、气体传导等课程，郑华炽讲授拉曼效应等。
饶毓泰到北大后，第一年“多数时间用于整理课程与添置设备，以供研究之用。各机械工作室之扩充，常温度室之建筑，与分光实验室之设计诸预备工作”。
1933年11月19日，北大物理学会举行迎新年会，饶毓泰说：“同学对于实验勿专恃讲义，厉禁照抄主义，须有新的发现。”张宗蠡说：“本校同学有嫌仪器不精，以致成绩不良。实则北大物理仪器不但在中国首称完善，且驾世界各国大学设备而上之。盖外国大学，多以各工厂陈旧之仪器，作学校实验之工具，实在从破烂中而求得真理也。至吾国任何大学理科设备均优于外国。
因多购自外洋，新而且精，然而成绩反无显著的进步，非器之不利，实因不努力也。”张珮瑚说：“北大物理系课程，已往功课每周达四十余小时，闹来整日上课，无闲研究工作，所以外间谓北大理论高而熟练少，实不诬也。现时功课已减少一半，乃在使同学研究专门避博大也。
”三人的讲话，反映了饶毓泰治理物理系的一些理念与作为，饶毓泰要求学生在实验室里要有创新精神，不能完全根据讲义，将自己束缚与禁锢；张宗蠡的讲话实在反映了当时国内大学实验设备的实在情况，新、精却没有得到很好利用，“非器之不利，实因不努力也”；张珮瑚讲话表明饶毓泰一改物理系注重上课，自行研究少的弊病，将功课时间减少了一半。
当然，他们也对学生提出要求，少抱怨多学习，少受教材束缚多创新精神，少好高骛远多脚踏实地。
吴大猷说饶毓泰精通英、德、法文，国文根底极好，“惟讲授则似乏‘深入浅出’的口才”，学生从他处所的不是高头讲章，而是他“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敬，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他是“‘不作公共关系’的人，但是为他同辈所尊敬”。沈寿春说饶毓泰对学生循循善诱，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兴趣。
他不厌其烦教导学生如何看参考书、如何记笔记，再结合讲课深入理解课程内容。对学生作业要求非常严格，一次大多数同学没有按要求做好衍射光栅光强分布图，他退回全部作业。与一般的教授上课除板书、留作业用英文外，讲课是中英文结合不同，饶毓泰上课全用英文，课堂上不讲一句汉语。他喜欢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给学生分数也不单凭考试卷子，而是结合平日的提问情况。
在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周同庆、郑华炽等教授与青年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北大物理系很快就培养出一批青年才俊，诸如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马仕俊1935年本科毕业后，随吴大猷读研究生，后留英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任教西南联大时“已小有名气”。他对介子场理论和量子电动力学多有贡献，杨振宁就是跟随他学场论的。
虞福春1936年毕业考上研究生，根据要求到中研院物理所实习一年，期满回到北平，北大已因抗战爆发而南迁，滞留北平两年之久。1939年夏天，饶毓泰资助旅费才到西南联大物理系任教，使他生命历程获得转机。在联大，与其他年轻人几年助教后就出国深造或离职他去不同，虞福春在校时间最长。
当时学生这样看待饶毓泰及其主持的物理系：饶毓泰“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每天早上穿着整洁的西服，高跷腿儿坐在洋车上直达二院的，便是他”，“他现在是理学院院长”。“物理系的各种实验，可真是令人头疼，要把得数做到分毫不差，那简直是妄想”。“总之，理学院同学的生活是机械的、呆板的，性情也是固执的、冷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阔少气，没有名士派头”。这述说可谓相当逼真而传神。
3. 饶毓泰与他的团队
饶毓泰认为大学从事科学研究是保持学校学术水准所必须的，因此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身体力行带领教师们从事科研，使北大及后来的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物理系科研成果非常突出，自然因此培养了大批人才。饶毓泰到北大第一年，因北大无分光学设备，仍时往北平研究院物理所与吴学蔺继续研究拉曼效应与电溶液的构造，初步工作成果曾报告于中国物理学会第二次年会。北大分光仪器购置后，该项研究继续进行。
自己科研工作而外，作为一个学术机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领导团队在科学前沿奋进。饶毓泰到校后，将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研究作为北大物理系的主攻方向，他进行实验设施的改建与购置，扩建金工车间。从德国购进Steinheil大型摄谱仪，由英国Hilger购得一玻璃摄谱仪，一度量光线仪、一阴极光示波仪及其他相关仪器。委托吴大猷从霍普金斯大学购买高分辨率球面直径达28英尺的凹面大光栅，并为此专门建造了光栅室。
饶毓泰还设计制造了磁场高达6000高斯的线圈和另一个较小的线圈。正是在这些设施基础上，饶毓泰与他的团队短短几年间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科研成就。据北大四十周年校庆统计1931－1940年北大物理系发表论文50篇，其中1933－1939年46篇。1933年6篇，吴大猷、周同庆各两篇，饶毓泰、郑华炽各一篇。1934年9篇，吴大猷7篇，郑华炽2篇。
1935年6篇，郑华炽5篇，吴大猷、马仕俊一篇，学生马仕俊进入。1936年14篇，郑华炽1篇，朱物华、张仲桂2篇，周同庆、赵广增1篇，吴大猷4篇，吴大猷、江安才1篇，孙承谔、吴大猷1篇，吴大猷、马仕俊1篇，江安才、马仕俊、吴大猷2篇，吴大猷、沈寿春1篇。作者队伍进一步扩展，教授朱物华、周同庆，助教、学生张仲桂、赵广增、江安才、沈寿春加入。
吴大猷是核心人物，他不仅是众多助教、学生的合作者，也与化学系教授承谔合作研究。1937年4篇，沈寿春、饶毓泰、吴大猷1篇，吴大猷2篇，张仲桂1篇。1938年3篇，郑华炽、薛琴访、吴大猷1篇，朱物华、张仲桂1篇，吴大猷、江安才1篇。1939年4篇，吴大猷、江安才1篇，吴大猷3篇。
可见，1935年开始，北大物理系科研已进入出成果阶段，1936年居然有14篇文章发表，而且作者队伍庞大，教授、助教、学生梯队形成，真可谓人才济济。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大好局面很快就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失去，此后每年发表论文在三四篇之间。另外，教授们在国外留学时，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外有名期刊上，回国后为了促进科学的进一步本土化，大多发表在国内刊物上。
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光谱学和分子、原子结构方面，如饶毓泰对多原子分子斯塔克效应的研究，周同庆和赵广增对汞分子光谱的研究，吴大猷、饶毓泰、郑华炽、江安才、沈寿春、薛琴访等对多原子分子光谱及拉曼光谱的探究。
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吴大猷的研究，这期间他或单独或合作发表论文近30篇，力图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氦原子的双激发态、原子的电子亲和性等研究，引入了原子激发态的电子亲和性概念，这为他撰写名著《多原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朱物华和张仲桂从事滤波器特性的理论及实验研究；张宗蠡从事应用光学研究，制成半自动磨镜机，观察到玻璃加热时其短波吸收限向长波处移动的现象，并编写了应用光学教材。另外，在吴大猷建议下，当时北平三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学机构北大、清华物理系与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组成联合物理研讨会，每月轮流做东举行，开创了中国物理学研讨会先河。
可见，北大物理系在饶毓泰的领导下，无论是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实验设备，还是科学研究氛围和科研成就，都已成为与清华大学物理系相媲美的机构。物理系的科研成就，也曾引起来华讲学的玻尔注意。吴大猷以为他“自己的心身”几年之间在北平“那个地方长大”。他一辈子虽在许多地方居住过，但真正喜欢的却是只在此教研三年的北平，当时的北平“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文化城”。
1937年尼尔斯·波尔访问北大时的合影
4. 一个学术机构领导人的视野与眼光对于物理系的未来发展，饶毓泰也有自己的规划。1937年初，“为扩充设备鼓励毕业生研究起见”，蒋梦麟向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款，其中物理系用于购买7项仪器设备经费10万元。饶毓泰在其中详细陈述说：本系现在及最近数年内之目的，在努力发展充实使成为一原子物理学与分子物理学之研究实验室。
过去两年吾人之心力集中于分光学之基本设备与训练助教及研究生作理论与实验研究……为时仅两年，然吾人工作之成绩发表于国内外物理学杂志者已在十篇以上。诸已发表者虽于原子与分子构造及电路理论多方面皆曾涉及，然非以此自限也。限于经费，限于设备，故于选择研究范围不得不尽量缩小耳。
将欲发展此系统使尽其可能，吾人曾经过长时间之考虑以为上表所列诸项实为必要而必不可缺者，其详见于附录一，兹次第说明大概：（一）巨大电磁铁乃研究电光与磁光学、原子、游子与结晶体之磁性问题所必不可少之工具。（二）远紫外区域及极端紫外区域之探讨今日尚在未甚发达时期，治此者对于原子与游子之构造可得意外收获。本系拟向英国希格尔公司购一……真空摄谱仪为研究此区域之工具。
（三）附有干涉仪之摄谱仪为探讨原子核力矩所需之工具。是项研究直接给予吾人以原子核构造知识，其功效不亚于质射学之研究也。（四）分子红外光谱之研究结果所给予吾人分子与结晶体构造知识有非能得自他种方法者。本系教授中有二人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及法国拉康姆实验室对此类问题研究有充分之经验与清晰之认识，故此间进行是项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尤可引为欣幸者则本系已得密西根大学之允许为本系特制是项研究所必需之光栅与三棱镜等，凡此固非金钱所能买也。（五）研究气体拉曼效应以探求分子之构造亦有同等之价值。为达此目的吾人需特制光强摄谱仪。合本系现在进行之液体与结晶体拉曼效应研究与计划进行中之红外光研究（如四）则对于分子结构与其基本振动之认识可收互助之效。（六）液体空气为激起光谱与红外光研究所必需，其他工作需用低温度者亦有赖于是。
本系拟购置一制造液体空气机，不仅为本系之用且可以供给北平与其附近各研究机关之用。（七）本系对于滤波器之瞬流与极短电波之吸收与色散皆有相当成绩，今欲作进一步之工作（如用阴极光示波器与滤波器以分析中国语言等）尚需增加精细仪器，特别真空管及其他标准设备。
可见，饶毓泰并不是一个目光短浅，仅仅盯住自己研究领域与研究专长的学术机构领导人，他深知物理学研究的前沿及其发展方向，计划在已有光谱学与原子分子结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一个“原子物理学与分子物理学之研究实验室”。他作为一个学术机构领导人的广阔视野与敏锐眼光，在战后欲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世界原子物理学中心的计划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下篇
未能实现的原子物理中心梦
饶毓泰抗战期间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战后向胡适提出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计划，并深深地影响了胡适的思想与决策。但因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劝胡适：大学校长不仅是行政职位饶毓泰1937年的计划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自然成为泡影，北大物理系转辗搬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物理系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饶毓泰在众多著名教授中担任系主任，领导联大物理系在艰苦的环境下不仅培养了黄昆、杨振宁、李政道、张守廉、胡宁、邓稼先、朱光亚、黄授书、李荫远等大批杰出人才，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黄昆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介绍到西南联大做助教。到昆明后，饶毓泰对他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可以钻研学问做研究。于是黄昆跟吴大猷读研究生，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
吴大猷慧眼识李政道最为人称道，被誉为“当代士林佳话”。饶毓泰、吴大猷和郑华炽继续在原子、分子结构和光谱学研究上用力，他们指导江安才、薛琴访、沈寿春、虞福春、黄昆、苟清泉等在这个领域作了大量工作，涉及苯的拉曼光谱、烃分子、卤代烃分子、线性不对称三原子、氦原子、锂原子、电子分子碰撞激发以及大气上层氮原子存在问题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以吴大猷成绩最为卓著，饶毓泰、黄昆等也发表论文8篇。
马仕俊回国后进行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并指导薛琴访、虞福春在该领域用功，他们共发表论文十余篇。
1944年1月，饶毓泰辞去联大物理系主任，休假出国赴美访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这一段时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精神早已销止，存者只躯壳耳”。但当他听说胡适被任命为战后复员的北大校长时，发展北大理科和工科学术的雄心壮志与高远理想被激发出来。
1945年9月19日，饶毓泰写一长函给胡适，除将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与埃利奥特长哈佛大学相提并论，称为中国大学“新纪元”外，还以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麻省理工校长康普顿、加州理工校长密立根出任行政职务并不妨碍学术研究为例，劝导胡适勇敢担起领导北大向前的责任，并认为大学校长不仅是行政职位，更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表率，领导学术的进步。
信的主体内容是向胡适提出了发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系统建议，这里仅选取相关物理系部分：
就理学说，各系都要充实，受经费与人才限制，物理系一向政策是先在分光学方面做到独立研究地步。今自原子炸弹成功，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张文裕先生在此方面有独立研究经验，成绩甚佳，拟请其加入北大。
彭桓武君曾从Max Born问学，现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ublin任理论物理副教授，与马仕俊、张宗燧三人为吾国研究原子核理论之最有希望者，仕俊将来Princeton继续研究，宗燧（中大）曾与我有了解，倘桓武亦肯来北大，则实验与理论方面都顾到矣。
“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
面临原子弹爆炸后世界原子科学的发展，饶毓泰敏锐地看到物理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指出北大物理系不能再停留于由他开创、吴大猷等接续的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建议北大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与张宗燧，专门从事原子物理研究。
张文裕抗战爆发前入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卢瑟福研究原子核，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1943年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已有“独立研究经验，成绩甚佳”。彭桓武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中英庚款，1938年到爱丁堡大学师从量子力学哥廷根学派开创人马克斯·玻恩，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受到玻恩赏识。
张宗燧1934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后随吴有训读研究生，放弃美庚款天文学名额，考取英庚款数学专业留英，在剑桥大学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哥本哈根、瑞士高工与玻尔、狄拉克、泡利等大师交游。1939年回国任教于中央大学。战后再赴剑桥大学与狄拉克一道工作，后随狄拉克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北大如果能聘请到这些才俊，原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人才兼备，自然就能成为中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有了这些紧跟世界物理学发展前沿的青年人才，中国在世界原子物理研究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指日可待”。
此后，饶毓泰还多次致函胡适讨论，主要集中在设立工学院及聘请钱学森问题上。
10月13日，饶毓泰再次致函胡适，说因所商量的问题关系“北大前途甚大”，并指出“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势不容缓，惟现在国人治此有成绩者本来无多，中大正在多方延揽，倘此时不图，后来更无机会”。战后随着原子科学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和高校也都着力寻觅人才发展原子科学，因此彼此之间人才的竞争可谓激烈。
10月23日，饶毓泰致函胡适谈及彭桓武来电，说清华、中大都有电请他，他尚未决定。饶毓泰说：“彭君成绩极好，治学问态度亦好，我极盼望他能来北大与马仕俊合作。若兄得与他面谈，并告诉他张文裕正在慎重考虑加入北大，我想我们很有希望请到他。
”两个月之后的12月31日饶毓泰致函胡适，还谈及促使北大毕业生赵广增回北大一事，赵在密西根大学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中央大学，“近见他在《美国物理学报》所发表的论文颇有价值”。除信函以外，饶毓泰与胡适也曾面谈，但直到当年年底，人才的聘请似乎并不顺利，发展北大学术的蓝图也就仅仅停留于他们之间的往还商讨中。
1946年1月14日，饶毓泰致函胡适谈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泡利对马仕俊的赞赏，“马仕俊兄已到Princeton，Pauli先生对他的工作大加赞赏”，并言及美国物理学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年会时他会与张文裕、马仕俊见面，将一同拜访胡适。对于有人主张北大物理系专作分光学研究，新兴的原子核物理与雷达科学由其他学校负责，饶毓泰很不以为然。
1946年3月3日，他致函胡适说：“弟意科学研究本无固定题目，更不能由他人指定。北大对于分光学方面虽曾作些研究，然并不以此自限。弟年来所接洽的人与现有同人今后所取之途径上多趋向于原子核物理方面。工院将来计划亦拟于Radar方面有所致力，得其人，附以工作之环境与设备，任何题目都可研究，不限于分光学，更不限于原子能，特注重点有轻重耳。
”信中对国内局势发展似乎也很不安，“国内整个局势至是，吾人计划不知能否实现到何种程度”。并督促胡适致函张文裕，“重申北大对于原子能方面之研究愿尽其最大之努力”。到5月，饶毓泰已经准备启程回国，他还致函胡适提醒聘任人才。16日函胡适说，据吴健雄告哥仑比亚大学物理教授法维尔（H. W. Farwell）退休后愿以毕生所藏物理杂志捐赠中国某一大学，因托吴介绍北大。法维尔答应杂志交由吴健雄照料。
饶毓泰要胡适致函表示感谢，并对物理系聘请人才有所交代：“胡宁有电来接受北大聘，其余接洽的十日内可得切实答复。张文裕近又动摇，我们最困难的关头是在今年。我是预备凡请不到人来授的物理课程，我都来教。”此后，饶毓泰、胡适相继归国。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大校长，饶毓泰继续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在美期间他们往还商讨北大物理系延聘的人才，计有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张宗燧、赵广增、胡宁，他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的“翘楚”。可见，饶毓泰聘请人才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成就，见到“好苗子”就动心，而且往往以北大母校情感相号召。这说明饶毓泰作为老一辈物理学家，不仅敏锐地认知到当时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而且对他的学生辈所学与才华也“了若指掌”。
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除赵广增、马大猷（饶毓泰建议工学院聘请）、张宗燧、胡宁、黄昆（饶毓泰建议聘请他筹设天文系）最后应聘到北大物理系外，其他人不是回国后到了其他地方，就是流落海外。
“梦想”：饶毓泰开启、胡适具体操办饶毓泰、胡适在美期间的商谈虽没有什么结果，但执掌北大学术发展大权的胡适并没有忘记饶毓泰在北大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建议与构想。
在中华大地再次陷入兵燹之灾，政权争夺进入紧张之际，1947年7－8月间，胡适致函国民政府高官白崇禧、陈诚，要求他们从国防经费中拨出专门款项资助北京大学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胡适以将北大献给国家的姿态允诺担负原子能研究的责任，人才聘请由北大负责，政府为科学研究所需仪器设备提供所需巨额资金。这样，人才与设备齐全，科学研究可以顺利进行。
聘请人才除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吴健雄以外，都是饶毓泰与胡适在美商讨过的（吴健雄夫君袁家骝当时饶毓泰建议工学院聘请）其中吴健雄与胡适、饶毓泰关系密切，允诺回北大帮助老师顺理成章。钱三强夫妇留法，他们1946年底关于铀四分裂的发现曾轰动世界，为国内所瞩目。他们两人回国之前并没有接受北大的邀请，而是钱三强回母校清华大学、何泽慧去与法国关系紧密的北平研究院。
胡适宣称钱、何夫妇已经接受北大的聘任，可能是认为他们的发现能引起白崇禧、陈诚的重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947年11月的北大物理系教授名单中有如下人物：饶毓泰、郑华炽、赵广增、马大猷、吴大猷、马仕俊、胡宁、张宗燧、钱三强、何泽慧、张文裕、吴健雄，胡适在信中提及的各位原子科学研究专家们（后面八位）都处于“未到”状态。
原子弹爆炸以后，国民政府也曾积极寻求机会开展原子能研究，军工署派出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人各带两名学生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知识，但未有所获。同时，国民政府还想通过接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日本人所谓的原子弹研究专家从事原子弹研究，也未能“遂愿”。但国民政府从未放弃对原子弹研制的梦想。
1946年6月，国防部设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由俞大维具体负责，与此前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合作进行原子弹研制，蒋介石指示给予50万美元的拨款。1947年4月21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呈送《要件演示文稿》，请拨款240余万美元创设原子能研究所（其中开办费140余万美元，第一年设备补助费100余万美元）。蒋介石以“国库支应浩繁”批示缓办。
胡适此时提出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好切合了国民政府成立原子能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研制的欲求。北大物理系在原子能研究方面也具有不可多得的优势，一是已有研究基础；二是北大有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三是此前饶毓泰、胡适在美期间与这些中国原子能研究才俊们都有接触与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原子物理研究专家都不想分散各地，都希望集中在一起成就事业，也只有在一起借助政府力量购置所需仪器才能做出成绩。
与政府想掌握原子能的秘密，直接从事原子能研制不一样，以饶毓泰、胡适为代表的学术界想从事原子能的基础研究，一个是现实的直接应用考虑，一个是从学科建设的基础研究入手，虽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共同的话题也会引起共鸣。
面对国共内战正酣的政权之争局面，胡适提出这样的建议与欲求是“火中取栗”，极其不合时宜，自然没有下文。无奈之余的胡适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以实现他在北大建设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计划。
1948年中基会捐25万美元作为几所大学的“复兴”费，因为胡适的地位，北大分得其中大部十万元。胡适决议这十万元集中投给物理系，并委托吴大猷在美国主持筹划延聘物理学人才和购买图书仪器。对于中基会的十万美元，当年2月13日，胡适曾致函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说：“中基会至今尚未正式通告北大，故物理系的饶树人来问我，那十万元有无问题。我对他说，当然没有问题。故今天写信问你，此事曾经财务委员会讨论过否。
我曾想过此事，北大内部同人对此专给物理系，毫无抗议，恐他校未必能如此简单。若有此类困难，似以先从北大做起，使他校可以用北大的先例。”对于北大将中基会十万美元的巨款专用于物理一系，与当初饶毓泰、胡适往还商讨集中力量原则相一致。
后来，饶毓泰也致函任鸿隽，请求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尽快早日拨付款项：“我敢以个人私谊向老兄请求将基金会借给北大的款早日在美拨下，俾同人‘信中明指在美的吴大猷与马仕俊’可早日订购设备。我们的做法是将这笔款购置几种基本设备，做几个有重要意义的题目，绝不妄费一文。”
1948年7月1日，中基会与北大终于就这十万美元的经费使用达成协议，胡适、任鸿隽分别代表北大、中基会签订了合约，规定这笔款项北大仅能用于向国外购置理科图书仪器，不得用作建筑、薪津及其他任何行政费用，甚至不能用于仪器图书的运输、保险等。在物价飞涨、生活朝不保夕的内战情势下，这样严格的合约规定，真正体现了以胡适、饶毓泰为代表的北大和以任鸿隽等为代表的中基会在发展中国学术上的良苦用心。
可惜，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政权转换迫在眉睫。
1949年1月20日，胡适以减轻北大负担、保全中基会基金的目的，将十万美元借款全数归还中基会：“此事最使我伤心，也定使大猷兄伤心，也定使树人兄等伤心。但如此做法实出于不得已，同时既可以减轻北大的负担，也可以保全中基会的基金，不使受损失。”这样，以饶毓泰开启、胡适具体操办的将北大建设成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梦想终归破灭。
留下来的饶毓泰：“文革”受辱自杀
政权转换之际，饶毓泰已年近60岁，渐入老景。他没有随国民政府抢运北平学人专机离开，而是留了下来。他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可能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要为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新政权，饶毓泰似乎确实发挥着他的作用，1949－1951年，继续担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并任校务委员。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对政府以中科院专事研究、高校专事教育政策很是抵触。
1949年10月20日，竺可桢与他谈科学院事，他“深以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时至十小时不等。外间又谣传研究事将全归科学院办理，大学只是教书，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云云”。1952年院系调整，饶毓泰辞去院、系领导职务，对物理系的影响日渐减弱，但还是对中国科学发展有所建言。
1953年7月，在中科院物理座谈会上举苏联物理学家用干涉方法研究金属表面作例子，说明了物理学的任一部门都可以由于国家的需要而获得发展，经典物理学也不例外。他还认为：“为了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经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激光物理是1960年代新的物理学科生长点，饶毓泰不顾年逾古稀，查资料，编讲义，讲授“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等前沿课程，培养了第一批激光技术人才。
饶毓泰于1929年去德国后与精神病妻子朱毅农离婚，1934年9月再婚，不想抗战期间妻子在上海岳家病逝。可谓身心俱困，致使得意门生吴大猷辞去四川大学庚款研究教授的位置，专门到昆明陪伴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年老体衰，疾病缠身，身边又乏人照料，生活很是痛苦，更为严峻的是各种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因受到不公正对待而精神失常、晕倒，甚至提出离开北大到中科院。
1968年8月19日，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北大，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北大被迫害致死者与此前相比更众。饶毓泰在这残酷的迫害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0月16日，对饶毓泰历史进行审查，贴大字报令他老实交代，并被揪斗。不堪受辱的老人，当晚即在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时年77岁，走完了他晚年清冷而孤独的岁月。
一个年老体弱的学人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的时候，却选择这样一种绝决的方式离开人世，其内心的哀痛与绝望、心灵的挣扎，自不是常人所能想象。
与学生吴大猷享有盛誉、蜚声海内外，身后也不断被纪念的荣光相比，老景孤苦的饶毓泰可谓身后凄清，没有文集出版、不见传记著作面世，诞辰、逝世纪念会也无召开，自然也没有纪念文集，只有《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杂志1991年发一增刊“纪念饶毓泰教授诞辰百周年”，主要刊载他徒子徒孙们所撰写专业论文。
虽然中国物理学会为了纪念他与胡刚复、叶企孙、吴有训在“开创我国物理学事业和创建中国物理学会所作的贡献”特设有以他们命名的奖励授予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但相较同时代其他人如叶企孙等的声光，实在是身后寂寞。
从饶毓泰主持北大物理系后北大物理系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个学术机构的发展除需要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之外，更与领导人有密切关系：首先，领导人自己要安心于位置，不能信奉“价值在流动中体现”这样“不断转会”的候鸟式生活，这是前提条件；第二，领导人自身必须兼具行政领导与科研能力，两者缺一不可；第三，领导人需具备广阔的视野与敏锐的学术感知力，能看准学术发展的方向与前沿，不能固守已有成果，缺乏创新精神；第四，领导人必须有“公心”，要从学术机构发展出发，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专长与研究兴趣出发规划机构的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