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等人们熟知的大科学家尽管高龄但是仍然在科学研究的一线高效地工作。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张双南经过考察认为，应差异化对待科研工作者的退休年龄，目前正在考虑的延迟退休的方案很显然对于差异化考虑不够，改革的目标是在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同时逐步消灭差异化，据此他认为这会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最终会拖中国发展的后腿。
我认为，科研工作者的退休年龄应该采用差异化。
主要举措包括：提高高层次科研工作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尽快达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在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采用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荣休”方式，把部分学术水平很高而且尚能有效地开展工作的科学家聘为“荣誉”学者。
“荣誉”学者除了不再领取基本工资、不担任行政职务、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占用岗位之外，根据个人的意愿和身体情况仍然可以参加正常的科研工作，允许申请科研经费、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在同样情况下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获得除了基本工作之外的所有其他收入并且接受同样的考核，也就是同工同酬。
从制度上取消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国职工的“实际退休年龄”还和性别、工种、职务和级别有关系，而且即使“法定退休年龄”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比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低很多。我把这种情况称为中国职工退休年龄的低龄化和差异化。
实际退休年龄的低龄化能够适应高速发展社会的知识的快速更新，原则上对于所有行业和所有工种都是成立的，而中国实际退休年龄的普遍低龄化则恰好适应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的“超常态”高速增长。
但是“超常态”高速增长毕竟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就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常态，GDP增长速度从过去的百分之十几掉到了6-7%。为了适应这个“较低”的发展速度，退休年龄必须适当增加，而且需要尽快增加，目前计划实施的渐进延迟退休的方案从技术层面看并不是最佳选择，当然考虑到就业问题、社会的接受度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许可以有一些折中。
但是这个“较低”的新常态发展速度仍然比大部分发达国家高得多，所以退休年龄的“相对”低龄化还应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同时也必须维持退休年龄的差异化。但是目前正在考虑的延迟退休的方案很显然对于差异化考虑不够，改革的目标是在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同时逐步消灭差异化，我认为这会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最终会拖中国发展的后腿。
而对科研工作者的退休年龄采用本文开始建议的差异化，将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高层次科学工作者，对于建设创新型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