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原创基础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等顶级期刊中国论文发表数量快速增长，国家各部委也出台了相应的奖励计划、基金，大力支持和吸引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盛景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这种局面，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时代到了么？10月15日，来自中国学界各领域的顶尖专家齐聚2016年度“求是颁奖典礼”，畅谈他们对于“中国科研时代到来”的看法。
董晨：今天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因为在北大的土壤上，一百多年前，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的国家也有先进武器保护国民，我们在寻找“赛先生”。一百多年以后，我们还依然在寻找“赛先生”，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伟大的文明，我们希望中华民族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温饱问题，同时也希望中华民族是一个能够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
非常感谢求是基金会这么多年对大陆，尤其是高校基础研究的支持，这是我们国家将来有竞争力，将来能够成为伟大民族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不断产生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求是”就是在寻求真理，实际上很多真理是通过基础研究来发现的，这对我们的文明和国民，甚至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钱颖一：我姓钱，但是我没钱。钱钟书曾说：我都姓钱了，我还要钱干吗？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意识到我是所有讨论者中唯一位非自然科学家，在座的都是自然科学家，而我不是。我对这个题目和问题有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第二个角度，我做了十年院长，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主要集中在教育上，科研创新是人才培养和教育非常关键的问题，科研对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
经济学者做学问有数字、要科学。根据《自然》杂志统计，从2005到2015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占比）从13%增加到20%。另外，在过去的几年新增的论文中，在一些突出的机构，中国新增的论文数已超过美国。我发现这两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讨论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中国是不是原创的时机到了。
作为经济学者怎么看这件事，很重要的基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到底我国科学论文的发表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超越还不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否则没有一个基准，不知如何评估“在全球占13%-20%”这个数字。
2005年，中国GDP是美国的18%，2015年中国GDP则是美国的61%。这是这十年来的变化。
在全球份额中，2005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5%，2015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5%。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十年占全球的份额从5%增加到了15%，而中国科学论文的发表也从13%增加到了20%。这些数字怎么解读？
一种解读是科学发展、论文发表是有门槛的，很多国家没有办法发表论文；另一种解读是，中国论文发表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从增长幅度上，可能还没有GDP增长的跨度大，一个是从5%到15%，一个是从13%到20%；从增加量上来比，中国现在排到了世界第一、美国第二，经济增长也是这样的，中国经济总量现在是美国的61%，增长速度在6%-7%之间，而美国增长这几年不到2%，按增加额来看，经济的增加额中国也是第一，美国是第二。
从这一点上来讲，与科技论文的发表是一致的。
田刚：我和钱教授早就认识，他原来做数学的，后来做了经济学家。钱教授讲得非常好，引用了很多数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GDP等等，我是研究的是基础数学——数论，和钱教授还是有一定反差的。刚才各位提到，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能没有基础科学，而基础科学不能没有数学，从世界情况来看，一个世界强国在科学和数学方面都会很强。所以我们国家要发展基础研究，要发展数学方面，走在世界前面，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比较乐观，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即基础研究创新的时期已经到了。我对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发展，包括数学发展都充满信心，不仅现在，实际上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已是信心坚定，即使在当时经济比较弱的情况下，我对中国科学、基础数学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GDP已经占美国的61%，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持续加大，这令美国很多学数学、物理和基础研究的人对中国非常羡慕。
举个例子，现在国家的青年人才计划，它的基金是100万，这在美国也是非常高的，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高的经费支持，其他方面的就更多了。另一方面，现在国家的支持，有很多人才计划，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正面的，确实起到把国外好的人才引回国的作用，求是基金会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年轻人引进来后，做了很多优秀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应慢慢建立一支队伍，它对基础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是我们要继续做好人才激励，把科研经费用好，奖励那些真正对科学做出贡献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另外，希望年轻人坚定信心，对国家、对自己要有自信，在选题和研究上做一些大的题目，敢于挑战世界难题，敢想、敢于创新。当然也应对国外的优秀成果予以充分的尊重。这样的话，我们年轻的队伍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国家成为一个科技强国也将指日可待。
施扬：当时董晨教授让我参加这个panel，我第一反应就是你找错人了。除了有一次在北大和学生交流之外，记忆中我在台上说的都是我的工作。但是董晨教授很真诚，所以我今天就坐在这儿了。我可以讲讲我的体会，以及对中国这些年发展的特殊感受。从2000年开始我就每年多次来到中国，一开始是为哈佛招研究生。跟15年前相比，现在学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今天我一天都在参加清华、北大生命研究中心的评审，主要评审的都是从教四五年的年轻教师，我很有感触，在几个方面：第一，我也参与了这些年轻教授的初审，知道整个过程，他们做的工作相当出色。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工作要比我同期做得好，而且好得多。所以我对中国，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充满了信心。
另外，2006年的时候我去复旦医学院开始了一个实验室，同时也跟很多学生在一起工作过。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一种是责任、一个负担，但是现在可以说，我每次来中国，来上海，是一种享受。为什么？现在学生的水平可以跟我坐在一起讨论，可以讨论一些很大的问题，可以从大的方面去想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振奋，从参与评审、在国内直接参与研究工作，这十年中国科研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
杨振宁：我在报纸杂志和网上看到，好像中国现在有点着急，觉得中国不会做原创基础研究。第一，我觉得不要着急，以后十年、十五年，在全世界还是最明确的，这是人类历史上不得了的成就，所以不能着急。第二，是不是中国原创基础研究似乎少一点呢？是少一点。为什么少一点呢？其实最重要的研究工作跟不是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中间的差别不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差别是在你知道什么问题是重要的，然后拼命去研究。
总而言之，要想有最重要的原创基础研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知道什么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怎么能知道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国家里在某个领域有很深厚的学术成果，自然就会比较知道哪个问题是重要的，年轻人就比较容易在这里做出最重要的原创工作。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近代科学实践比较短，人家做了几百年，你才做了几十年，所以不必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