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我所熟悉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作者: 朱邦芬

来源: 《物理》2016年第10期

发布日期: 2016-10-15

本文通过朱邦芬院士的视角,分享了多位中国物理学大师的治学之道,强调了提问、自信和治学经验的重要性,并讨论了这些大师如何通过提问和讨论培养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以及他们如何在学术上取得成功。

我很幸运曾经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一起工作了15年,又有机会跟很多中国物理学大师,像杨振宁先生、彭桓武先生、周光召先生、王明贞先生、黄祖洽先生等,有比较多的个人接触,有的还可以随意交谈。

王明贞先生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我国最有成就的一位统计物理学家,2010年104岁时去世;彭桓武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1935年清华本科毕业;杨振宁先生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许多物理学家认为,杨—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足以让杨先生再次获得诺贝尔奖;黄昆先生与杨振宁先生1942—1945年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是同学,是享誉国际的凝聚态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祖洽先生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许多人认为他是没有两弹元勋称号的两弹元勋;周光召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也是“两弹一星”元勋。

这几位先生都是清华校友,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学术成就。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值得称道的,首先还是为人,他们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其次才是做事;第三是做学问。这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立德、立功、立言”的顺序,首先是人格的崇高,然后是认真做事并带来学术上的成功。

我与这些大师们有着较多的交往经历,希望从一个晚辈和大学教师的视角,与大家共享我对这几位物理学大师为人为学的一些观察和感悟,探寻他们是怎样做人、做学问,怎样成为大师的。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启示。在有幸近距离观察这几位物理学前辈的不短时间里,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对于他们的成才、成功大有裨益。

这些大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喜欢问问题。

我跟黄昆先生、杨振宁先生在一起,一般都是他们问的问题多,而且喜欢追问。每当黄昆问到我答不出来,他就很“得意”。我觉得乐于提问、善于提问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提问题有助于培养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些都是创新人才的基本素质,也是中国学生比较缺乏的素质。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爱因斯坦曾经说,好奇心能够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中生存下来是一个奇迹。

他还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并不是说要怀疑一切,而是说真正学有所成的人,会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地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法则。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都重视教育,但是两个民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却有很大的反差——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0.3%,1901年—2008年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730多人中竟有164位犹太人,占22%;而全球14亿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迄今为止只有9人。出现这种反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我觉得是对知识的不同态度:我们从小最被强调的主要是学知识。

我记得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问他:“你今天学了什么新的知识?”而很多犹太裔的杰出人才回忆自己年少时,父母常常会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的问题?”这反映了两个同样重视教育的民族对知识的不同态度。我们更多地强调记忆、接受和掌握知识,犹太人则是更多地思考、质疑、发展新的东西,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两个民族的孩子们后来在创造能力上的差异。所以“多提问”这个环节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再以黄昆为例。黄昆先生思想活跃,特别喜欢讨论以至辩论问题。我在1989年写过一篇祝贺他七十寿辰的文章,请他过目。文中曾写道:“黄昆从小喜欢争论”,黄昆看后把“喜欢”两字划掉,改为“酷爱”,他对讨论和争论问题的钟情,由此可见一斑。西南联大时期,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成为西南联大十分著名的“三剑客”,他们的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讨论问题。

杨振宁在《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这篇文章里,生动地描述了他们辩论量子力学中测量的意义的情形。

我所认识的这些物理学大师们,不管性格如何,都非常有自信心。彭桓武的博士导师、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思·玻恩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绘彭桓武的:“彭(桓武)决定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十个欧洲人的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到,年青的彭桓武固然很单纯,但是信心满满。

黄昆先生曾把自己治学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这句话是他毕生的切身体会。黄昆当年中学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但都没有考取,最后上了燕京大学。他之所以没有考上清华和北洋,是因为语文成绩比较低。黄昆小学五年级是在上海光华小学念的,后来他父亲到北京工作,黄昆就从小学五年级直接跳到初中二年级,连跳三级。

有一次黄先生和我聊起这件事,我给了一个解释:连跳三级,数学缺的课补起来很容易,而语文,特别是作文,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黄昆家庭比较西化,他英文小说看得很多,英文很好,而中文作文就比较差。他考大学,考庚子赔款留美,都是在作文上吃的亏。黄先生曾说,他特别佩服有的人,命题作文明明没什么可写的,还能洋洋洒洒地写上好几页,让别人读了还觉得有点意思;而他自己则最多写了十几句就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

那为什么他后来考庚款留英又录取了呢?这主要是由于语文主考老师是一位老秀才,所有考生的中文作文他都看不上眼,一律给40分。这样,写得好写得差都是40分,黄昆就考取了公费留英。

我很幸运有机会熟悉这些中国的物理学大师,他们深刻地影响了我。他们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做人,要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底线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所做的事有大有小,但我们做事,要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世界有益的事情;一个人天资和机遇不同,但做学问,要有所探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清华毕业的人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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