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在陈省身先生去世时写的一篇短文，回忆了我们交往的几个小小片段。它远不足以表达我对陈先生的敬仰和爱戴。陈先生的工作，特别是他的陈示性类，影响了现代数学的每一个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我虽然是丘先生的学生，但我做的数学却更接近陈先生的工作，可以说，我做的数学大部分都与陈示性类有关，我每年上研究生课也都会讲一次陈类。
陈先生就像古代传说中仙风道骨的智者，也可以说，在数学界，他就是个圣人。他的许多往事让我时时回忆，对我影响至深。他的言谈举止、趣闻逸事都令人津津乐道。陈先生对“仁”字的独到解读，对孝庄皇后的研究和欣赏，对李商隐的诗，特别是对《锦瑟》的由衷喜爱，似乎都隐藏了陈先生可意会，难言传的人生感悟。此处仅列几个令我记忆深刻的小故事，从中可以看到陈先生对待生活和研究幽默风趣、举重若轻的态度。
记得陈先生谈到流形——这个几何拓扑研究中的基本对象时，曾打趣说：“流形的切丛象个男人，余切丛象个女人”。在陈先生的眼里，余切丛要远比切从来的丰富多彩。1998年，我在他八十五岁的生日会上演讲，解释超弦理论中的镜对称计算就是计算陈示性数。他打趣说自己的陈示性类是“瞎做的，还挺有用”。
还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他曾经问我，他的陈－西蒙斯有没有用，我回答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文章关于陈-西蒙斯，从数学，超弦到凝聚态物理。他不无得意地摆摆手说：“没用的”。尽管陈先生一生最钟爱的工作是刻在他墓碑上的高斯－博涅－陈公式，但很难想象，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调侃自己这些载入史册的伟大科学发现？
当然，陈先生也有严肃的一面。一位美国老教授告诉我，1987年，陈先生在纽约库朗数学研究所演讲，有一位听众三次打断他提问。陈先生有些不快，便问旁边的库朗所所长，这是个什么人，所长回答说，这是库朗所的教授。陈先生道：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你们库朗的教授？此后，陈先生的演讲得以顺利进行，再无人打断。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省身先生的时候，是1985年在天津的干部俱乐部里为了南开数学所及当年的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幕。
第一次见到如此丰盛的酒席，刚大学毕业的我们早就饥肠辘辘。可官员们的讲话却一个接一个，我们只能垂涎欲滴。轮到陈先生，远远看去一个健壮的白发老人，他只说了一句话：大家饿了吧，这么好的饭菜，开吃吧。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开怀畅饮，酒喝得晕晕乎乎。冥冥之中觉得我会与这个慈祥的老人结缘。过了几天在数学所的走廊里又碰到他，他微笑着说了一声“你好”。当时感觉到比喝了酒还晕，我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啊。
后来我像陈先生一样成了几何拓扑学家，有许多次和陈先生单独吃饭喝酒聊天，每一次我都感到是天意，懵懵懂懂之中被一个圣人吸引进了这个美丽的殿堂。
大学里读书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外国人的名字在一个个定理的前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甚至恼怒。中国人的名字呢？
1985年在南开的暑期班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陈类（编者注：陈省身先生1945年发现著名的“陈省身示性类”，简称“陈类”，对整个数学界乃至理论物理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当时不能领略其美妙，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我记得当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陈先生的英文姓“Chern”里会有个“r”。
现在想来很可能就是对“r”和陈类的好奇把我带进了几何拓扑，后来陈类也成了我做研究的主要工具，我也越来越感觉到它的美妙。每次给学生讲课讲到陈类，我都会告诉他们，要学漂亮的而且永不消逝的数学，陈类就是。一百年后，即使许多数学领域消失了，陈类也不会的，因为他太美了，他抓住了整个领域的灵魂。数学里只有美才有生命力。数学家就要追求这样的美。没有美的数学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枉谈生命了。
第一次听学术讲座就是陈先生的，坐在南开数学所宽敞的教室里，听着他徐徐道来指标定理，从历史到今天，真的大家风度。其间还不忘幽默几句：女同学们学数学可不容易，我见过的好的女数学家不多啊。这次讲座至今历历在目。尤其记得清楚他由始至终充满魅力的微笑，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十年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陈类和指标定理，当然是在更广阔的空间上与模形式和物理结合到一起。潜移默化引导我的该是那场讲座吧。
和陈先生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是在1996年我到了斯坦福教书。当时和伟平一起开车去伯克利山上陈先生家里。坐在陈先生洒满阳光的客厅里，遥望着裹在薄雾里的金门大桥，谈数学，谈物理，谈当今数学与物理的潮流。当时我问陈先生，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向量丛，他回答道，线性代数研究一个向量空间，很自然的要考虑一簇向量空间，这就是向量丛。而陈类就来自空间变化的二阶导数。一句话使我对向量丛与陈类的认识提高了几个层次。
大数学家就是从最简单、人人看得见的平凡里挖掘出美妙。如今向量丛和陈类一样在数学与物理中无所不在，却起源于如此的平凡。
后来我们常去伯克利看他，许多次一起吃饭聊天，看着他慈祥的面孔，硕大的耳廓，一个如此仙风道骨的老人。我突然问陈先生：“您年轻过吗？”我真的想知道，一个像他这样的伟人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陈先生从不锻炼，但身体却非常健康。
好几次我们和陈先生一起在伯克利和南开吃饭的时候，丘成桐先生开玩笑讲，陈先生的基因和运气都生得太好了。尤其记得在伯克利海边的餐厅里，望着宁静海湾里的点点灯火，看着我由衷敬佩的数学家中的两个英雄谈笑风生，他们让我自信中国人可以成为备受外国人尊敬的数学家。在国外每每看到数学物理学家们毕恭毕敬的谈到陈，谈到丘，谈到陈—西蒙斯，谈到卡拉比—丘，我都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证明的马里诺—瓦发猜想，恰好就是证明了卡拉比—丘理论和陈—西蒙斯扭结理论中的无穷生成函数竟然完全一样。陈—丘对偶，真可谓天意。记得当时他们为一个政治事件打赌，输者请客，最后却是抢着付账，我趁机好好地享受了一顿海鲜大宴。陈先生曾在中央台的访谈中幽默地说，做数学要靠百分之五十的运气，百分之五十的天分。记得我也曾对陈先生开玩笑讲，您的房子风水好啊，面对太平洋，环山抱水。
他回答，是风水好，学生都拿奖。我注意到他说的时候丝毫也没有笑。当时他的一个学生中了加州两千两百万乐透大奖，捐给陈先生一百万成立了陈氏基金会。陈先生讲这个学生是当时经常找他聊天，便把他留在伯克利攻读博士。据说当他听陈先生讲课的时候就发誓，今后一定要为陈先生做些什么。这就是陈先生的人格魅力与作为数学家的魅力。
当然学生中还有丘成桐得了全球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及克雷夫特奖，吴文俊先生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张伟平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奖。我现在当老师，多希望能有这么“好”的学生啊。可是好学生真是可遇不可求。
陈先生回南开定居后，我每次回天津父母家里都要去拜访他，他总会留我吃饭喝酒聊天。我时时感到听到他的真知灼见，感到他对数学的执著和热爱。有时我们在他家里开讨论班，就在他客厅的黑板上讲课。
他听年轻人讲最新的研究进展，不太明白时就会反复问。有一次他忍不住说：现在做数学什么东西不懂，就“Quantum”（量子化）一下。大家都笑了。我倒觉得他的话切中了当前数学研究的弊端，许多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和想法，尤其是一些从物理中来的美妙的直觉，却被有些数学家写得天翻地覆，动辄百页，不知所云，还加上许多性感的名称来吸引人。
陈先生的一句话告诉我们，数学就应该是简单美丽的，就像陈类一样朴素地抓住问题的灵魂。美就是美，美得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百页何来？文如其人，陈先生的文章也像他的话一样简约明了，却极轻灵而准确，真像他的陈类一样。陈先生很少夸奖人，他对数学家最高的评价也只是：他很用功，做数学到点。这话他只给了丘成桐。“余生六十一，薪传有人，愿共勉之”，这是他七零年题给年轻的丘成桐的。
今年四月，陈先生来杭州参加我们的青年数学论坛，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日子。从杭州到嘉兴，再到杭州，我们饮酒醉仙楼，谈今论古，遍尝美食。他告诉我们许多当地的典故、风土人情，还有他小时候的生活。许许多多照片记下了我们共同的快乐。记得伟平告诉我，陈太太去世前一天把家里的麻将拿出来擦了又擦，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希望她不在时陈先生能玩玩麻将，而不太寂寞。
当时在杭州我们就约好在南开他家里打麻将，我后来如约而至，与他搓了几圈，还被他夸奖打得不错，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我还想明年能有机会再和他在杭州搓几圈。他好爱杭州，计划好了每年春天都来一段日子。我们也希望在西湖边盖一座别墅给他年年来住。可现在却只能在梦里了。
我想陈先生在天堂里也会常来杭州的，杭州就是天堂。而作为数学家，无论是在南开、北京、波士顿、洛杉矶、伯克利还是杭州，我们都永远属于陈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