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揭晓，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荣获这一奖项。大隅良典的获奖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出人意料是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改过去多年由三人共同获得的约定俗成，由一人获得；同时也并非是今年汤森路透的预测——CD28和CTLA-4作为T细胞活性的调节因子与程序性死亡受体-1的研究能获奖，而是大隅良典在细胞自噬作用方面的发现而获奖。
情理之中是指，细胞自噬作用机理的发现在此之前的2012年就获得了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当然，还有一个情理之中是，汤森路透也于2013年预测东京工业大学特聘教授大隅良典和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水岛可能获奖，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发现细胞内囊泡运输调控机制的三位研究人员。今年大隅良典获奖也算是汤森路透预测对了一半。
日本研究人员频频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及其他科学奖上摘桂是有原因的，这就是研发经费的投入较高、制度支持、善于学习国外的研究经验和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的长期性、专注性和传承性。
日本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国家拨款，另一部分是企业投资，后者占了大头，约为79%，来自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资助约占21%。但是，在总体上，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排在世界的前几位。政府和企业资助科研才使得一些研究能持续下去并获奖。例如，奈良先端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大学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长期资助山中伸弥的研究，才使得其研究成果显著，并获得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另一方面，日本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约18.3%，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正是基础研究造就了迄今日本的4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日本的医学教育和研究都是师从西方，医学教育主要师从德国，而生物医学研究主要师从美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在汉方医被废除后，日本的医学体制引进的是德国模式。而现代的包括生物医学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都主要学习美国的经验。
例如，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其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取得的，其他很多研究人员都有在美国学习进修的经历，例如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和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国大学进修。这种在世界上科学最发达国家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使得日本研究人员能了解和发现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知道向什么方向探索。
大隅良典的获奖当然没有打破“通往诺贝尔奖的船上，只能挤得下三个人”的宿命或规则，甚至是让获得诺贝尔奖的现实更严酷了，让传统上本该三人获奖的奖项一人独享，奖金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25万元），但是别忘了一个精髓，无论是工作还是研究，目标始终如一才能获得正果。
日本不仅是生物医学研究，其他自然学科也有一种传承精神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即在一个方向会研究很多年，虽然在一定时间也会做一些调整，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很多实验室的教授退下去之后，接任的教授就是自己的嫡系子弟或者在这方面很知名的学者。
例如，大隅良典曾于1974-1977年在洛克菲勒大学做博士后，继承了那里的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传统，那个地方一共出了4个细胞生物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克劳德(AlbertClaude)、帕拉第(GeorgePalade)和迪夫(Christian de Duve)、冈特·布洛贝尔（GunterBlobe）。
这些人的的学生包括大隅良典又在各自的国家和实验室继承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传统，并获得重大成果，如今天的大隅良典。
另外，日本的科学研究相对自由。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获得一定份额的经费后，就不再进行公关和操心经费，可以数年如一日地进行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受外界的干扰，生物医学研究是如此，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是如此。
这些正是日本生物医学研究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能出成绩的原因。迄今在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前10名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罗斯、瑞士、荷兰、意大利），日本名列第6位，有23人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