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传奇:“娜拉”的革命之路

作者: 王丹红

发布日期: 2016-10-01

李佩的革命之路始于1936年,她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后赴美留学并与郭永怀结婚。她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参与学生会活动,支持左派学生组织,并帮助青年女工学习文化。李佩的生活经历与中国现代历史密切相关,她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为她的革命理想奠定了基础。

1956年10月,郭永怀一家自美回国,抵达北京。两院院士郑哲敏曾回忆道:力学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望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了。果然,1956年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火车抵京那一天,由于某种原因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因为我能认出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六十年前,著名力学家郭永怀是在钱学森的鼓励下回国,而李佩是随丈夫郭永怀回国的。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有钱学森在1956年2月2日和1956年9月11日致郭永怀的两封信。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事实上,在郭永怀的回国决定中,李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佩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

李佩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特级专家楼的家,是一个四室两厅双阳台的公寓,到今年11月,她在这里将住满60周年。

客厅东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周恩来总理的彩色照片,李佩曾告诉我这幅照片的故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2月28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后,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在锦江宾馆举行告别宴会,尼克松总统的一位随行美国记者拍摄了周总理的这幅照片,这位记者当年(20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工作时就我们认识,1980年代,我到美国时,这位记者的女儿将这幅照片送给了我。

李佩的一生,和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她生命最初的20年里,她的家与北京大学毗邻而居;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和郭永怀分别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尽管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皇城根下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它如晶核般云集了中国现代文化复兴的精英人物:蔡元培、梁启超、林长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赵元培、任鸿隽、陈衡哲、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竞、饶毓泰、曾昭抡、周培源、周作人、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叶公超等。

在李佩的成长岁月,她的身边发生过几起惊天动地的大事。陈独秀在1917年主张文学革命论,新文化运动徐徐拉开帷幕。

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诸多时代风云人物活跃在北京大学附近的四合院,公寓,书房,茶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李佩高中毕业,可能是担心不谙世事的长女过早参加到学生政治运动中,父母不同意她上大学,好不容易说服父母,但又要求她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终于,她以每天回家住宿为由,上了北京大学。

李佩的父亲李保龄一生实业救国,避免涉足政治,他热爱家庭,以“珍珠珊环璋”为五个子女赋名,为他们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最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他并不是李佩眼中的“封建老学究”。李佩在天津家里呆了半年,曾在当地女青年会排演的《娜拉》中主演娜拉,之后,她再次违抗父母,拒绝回北京上燕京大学,自作主张借钱买了三张船,不辞而别,和两位女同学一道南下到西南联合大学。

离家出走的她不仅悄悄拿走了家里的所有现金,而且还留下一张500银元的借条让父母替她偿还。离家的那天清晨,李佩早早起床,穿了一身网球服,父亲问她怎么这么早起来,她回答说:“打网球去。”李佩的这行为令父母十分痛心,家人多年以后也不能释怀。

李佩在西南联大留下的记录不多。她曾回忆说:“在昆明我当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

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参加并帮助过‘左派’社团搞的一些活动,‘三青团’就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骂女生,从我这儿骂起。在大学学习时,我们就为青年女工们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

”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唯一代表,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从此,她和龚普生结下一生的友谊。

李佩的革命之路,应该始于1936年,那一年,18岁的她和父母抗争,选择上了北京大学。1947年2月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一年后与郭永怀结婚。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后,她以探亲名义回国,在北京参加了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毕业后,承担动员留美学者回国的特殊使命,由专人护送回到美国。1987年,69岁的李佩以离休身份退休。

李佩的成长岁月是在中国首都北京皇城边度过的,那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的黎明时刻,她的家是皇城里的一座花园洋房,她上培元小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她随父母搬到天津租界。

在李佩的成长岁月,她的身边发生过几起惊天动地的大事。李佩的一生,和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她生命最初的20年里,她的家与北京大学毗邻而居;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和郭永怀分别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尽管当时两人并不相识。李佩的父亲李保龄一生实业救国,避免涉足政治,他热爱家庭,以“珍珠珊环璋”为五个子女赋名,为他们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最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他并不是李佩眼中的“封建老学究”。

李佩在天津家里呆了半年,曾在当地女青年会排演的《娜拉》中主演娜拉,之后,她再次违抗父母,拒绝回北京上燕京大学,自作主张借钱买了三张船,不辞而别,和两位女同学一道南下到西南联合大学。离家出走的她不仅悄悄拿走了家里的所有现金,而且还留下一张500银元的借条让父母替她偿还。离家的那天清晨,李佩早早起床,穿了一身网球服,父亲问她怎么这么早起来,她回答说:“打网球去。

”李佩的这行为令父母十分痛心,家人多年以后也不能释怀。

李佩在西南联大留下的记录不多。她曾回忆说:“在昆明我当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参加并帮助过‘左派’社团搞的一些活动,‘三青团’就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骂女生,从我这儿骂起。在大学学习时,我们就为青年女工们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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