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8日、31日，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于旧金山、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美回国；邮轮抵达香港海域，回国胜利在望，大家在船尾合影。在涂光炽书中涂光楠标注了该照片的拍摄日期为1950年9月18日。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9月18日凌晨，我国材料学家、两院院士严东生教授逝世，享年98岁。微信公号《科学春秋》发表文章：《严东生：“出将入相”的两院院士》《建国海归的典范——我辈后生的楷模——纪念严东生先生》。而在之前一天，9月17日，微信公号《思考者iThink》发表三联生活周刊前总编辑李昕文章：《你不了解的杨振宁先生》。这三篇文章均谈到一个关键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美科学家在回国与否问题上的选择。
最近一年，我写李佩先生的文章，正好在研究百年中国留学问题，我开始仔细阅读这三篇文章。
俞陶然写道：“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这位爱国青年（编者注：系指严东生）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当踏上天津塘沽港码头时，他看到了爱妻孙璧媃和两个孩子的身影，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高子平：“新中国建立后，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对同胞的热爱，他与许多留学生一样，毅然舍弃了西洋的浮华诱惑，踏上了回家的路，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李昕写道：“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邓稼先做比较，讨论他们谁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
钱和邓都是民族英雄级别的科学家，功劳自不待言，特别因为邓稼先是杨振宁的‘发小’，两人曾有同窗之谊，在美国留学时也常在一起，然而邓回国，杨则留美未归，邓后来成为中国的‘两弹元勋’，而杨却未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这样一比，似乎就比出了两人的差距。而且，有些言辞偏激的网友，喜欢动不动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把能不能为中国搞科研归结于爱不爱国的问题，这观点就未免狭隘了。”
这三篇文章在描述并评价当事人的选择时，没有提及时代背景和个人具体情况，20世纪40年末和50年代初，中国和国际时局激剧动荡扑朔迷离，两国的留学政策和留学生们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不可一语概之。子曰：“鄙夫有问，必竭其两端而告之。”今天，我们逆流而上，走进历史惊涛骇浪的那一时段，窥豹之一斑。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连续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不久后，国际上，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进入冷战；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和谈破裂，解放战争爆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民党迁往台湾；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席卷全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中美两国从“二战”时的重要盟友成为敌对双方。
时局骤然变化，留美中国学生陷入困境，在个人、家庭、国家等问题上面临痛苦的人生抉择！
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远赴海外。
1943年，杨振宁在昆明考取第六届清华大学留美庚款生；1945年8月赴美；1946年7月，受政府资助和派遣，华罗庚、曾昭抡、李政道和朱光亚等在上海乘船赴美；1948年12月中旬，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乘飞机离开北京后赴美；1948年12月31日，数学家陈省身携全家乘飞机从上海赴美。
1950年3月，华罗庚、朱光亚、严东生等乘船回国；1956年9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携家人回国，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他在家中被坏人毒打致死。归去来兮，他们的命运因此迥异！
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99年9月18日，朱光亚、郭永怀、姚桐斌被国家授予（追授）为“两弹一星功勋章”；2003年底，81岁的杨振宁回北京清华大学定居；2000年9月，89岁的陈省身回天津南开大学定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绝大多数是在抗战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政府、大学、基金会、家族或家庭的资助下，经过严格考试选拔，留学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同盟国中重要成员，中美关系得以改善，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实施60年的《排华法案》的废止，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宣布对日宣战，中美两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
1942年11月26日到1943年6月27日，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从东部国会到西部好莱坞，发表系列演讲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的努力促使了《排华法案》的废止。1943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废止了《排华法案》，同时通过《巴格努森法案》，允许每年有105名华人的入境限额。
《排华法案》由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于1882年5月6日签署成法案，它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种族的移民法。
根据王德禄、杜开昔等著《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抗战胜利后，有多种的留学途径可供青年学子选择，到1947年10月，留美学生已超过千人。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
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留学教育方案——五年留学教育计划》，并先后发布《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等；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录取了叶笃正、王守武、侯祥麟等327人，并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同年，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庚款留学考试，杨振宁、吴仲华、黄茂华等32人被录取；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考试，李恒德、张守廉等209人被录取；1946年，教育部同时举行公费和自费留学考试，公费生有王天眷、谢家麟、唐有祺等，自费生有邓稼先、徐亦庄、谢希德、徐光宪、师昌绪、庄逢甘等。
王德禄在书中写道：“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资助或鼓励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让他们通过国民政府的正式通道出国留学，在这种形势下，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其中著名的地下党留学人员包括侯祥麟、罗沛霖等。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提出原子弹制造计划，并邀请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商讨。
吴大猷回忆说：“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约十一月，由于原子弹的震撼，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思建立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邀笔者与华氏（华罗庚）去渝商谈。笔者直陈我国科学毫无基础，国际高级科技更非一蹴而至，我们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此虽确是基本做法，但缓不济急，颇使陈氏失望。
后陈、俞二氏决采此议，向学校借聘笔者、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遴选并率领物理、化学、数学质优青年学生数人出国研习，以二年为期的。曾昭抡与王瑞駪、唐敖庆，华与孙本旺及笔者所选的李政道、朱光亚共七人，于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初由沪乘船赴美。笔者则因奉朱家骅先生命，代表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去英伦，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牛顿300周年诞辰庆祝大会，由欧绕道赴美。
8人皆由军政部支予两年的费用，我等3人每月各400美元，学生5人则略小，信已不复记忆了。”
1946年，受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窦维廉推荐，严东生获得留美奖学金，妻子孙璧媃也获得奖学金，但当时他们已有一女儿，儿子尚在母亲腹中，权衡之后，孙璧媃留下照顾孩子和婆婆，严东生一人赴美留学。1948年1月，国民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
这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80%。（《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抗战胜利后，国内解放战争爆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连续三年的国内战争、通货膨胀，使得依靠政府或家庭资助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生活陷入困境。
为救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拨款50万美元，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资金中拨出400万美元。1950年6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1950年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中国学生学者的救济，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
在其著作《美国华裔》（The Chinese In American）一书中，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在美国，共产党革命震撼了学术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0人，他们陷于困境之中。这些中国学者，除了少数教授和学者外，绝大多数——约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
《时代》周刊估计，超过2500多位中国学生没有缴纳学费和租房的钱。美国部分大学通过免除学费、为中国学生提供半职和贷款来为他们提供帮助，但问题的规模需要联邦政府干涉。1949年后，美国为中国留学生安排了紧急援助，在1949-1955年间，大约耗资800万美元帮助处于困境的学生完成在美学业。
1988年10月，师昌绪在北京家中接受王德禄和杜开昔采访时说：“1950年我转入诺特丹大学念博士学位，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和美国发生了直接冲突，来势很凶，美国认为中国留学生很厉害，开始控制留学生回国……当时在美国留学的5000人回不来了。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提供的。”
美国民间也伸手援助。
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1948年留学美国，1949年初春，当他衣袋内只剩七美元且尚欠一周房租时，忽然接到“华美协进社（The China House）”老同学艾国炎先生电话，告知纽约郊区一个教会团体，组织了一个“中国学生辅助会”辅助绝粮的中国留学生。
“当时我们接受辅助的中国同学共三十人，我们被招待到有空房间的‘辅助会’会员家中寄宿，每家住一人或二人，食宿免费之外，我们还有入城月票，好让我们每日返校上学；另外每人每月还有三十元的午餐费和零用钱，这些都是辅助会的会员们捐助的。”唐德刚回忆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需科学技术人才，中国政府积极动员留学生们回国参加建设。
1949年6月18日—19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兹堡大学成立，该组织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宗旨，并发行了会刊《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奉召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在美工作，周恩来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然而，国际国内局势的动荡，令留学生有诸多疑虑。1989年8月，学者姚蜀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了一份1950年3月4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该通讯中提出了“留美学生12问”：1，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2，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 3，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 4，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 5，是否我们一定要受训之后，才有资格做事？ 6，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 7，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后还有用没有？ 8，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 9，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 10，它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
11，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 12，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西部区会主席朱光亚带着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2月27日，朱光亚、侯祥麟、陈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联合签名，并将信寄给《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9月19日，留美科协宣告解散，此前，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
1948年春，华罗庚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正教授。夫人吴筱元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他们的大女儿华顺当时在燕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华罗庚为她办好了在美国大学的入学手续，但她没有到美国，她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于民主运动中去。华罗庚不久也选择回国。数学家王元在《华罗庚》书中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华罗庚写道，“幸而党的领导进入了我在美国的书斋，使我能较早地回到祖国怀抱。”
在离开美国前，华罗庚将自己的决定给一些朋友谈过。数学家徐贤修回忆：“伊利诺伊大学对华罗庚非常礼遇，除聘请他外，还可以由他选择两位杰出青年代数学家，使伊大成为研究代数的中心，他接受了聘约，接了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来团聚，算是他生平第一次过恬静的生活。
不意1950年他决意要全家回大陆去，伊大千方挽留他，甚至于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的建议，但是华先生怀着一种‘中国人应当站起来’的心情，举家成行了。我与华先生是道义之交，当时只觉得‘人各有志’就不必多言了。”
1949年春，严东生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陶瓷学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华罗庚在伊利诺伊大学期间，经常与左派学生在一起，在他的家里聚会，其中就有严东生等，他们密切注意国内形势与战争的进程。王元在书中写道：“华罗庚与梅贻琦感情深厚，‘1949年在伊利诺州教书，梅先生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天谈笑，我们说了很多话。1950年我回国，在芝加哥途中，清华同学同学会给我送行。梅先生说了一句名言：大学者，不是有大厦，而是有大师之谓也！鼓励我，所以在我回国后，就去清华当一名普通教授。
”
华罗庚夫人吴筱元回忆当时情形，在回国问题上，梅贻琦表示“政治是很复杂的，留在美国可以超脱一些。”几乎同时，陈省身带家人从中国来到了美国。张奠宙和王善平的《陈省身文集》中写道，1948年11月，正在南京的陈省身接到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J.R. Oppenheimer, 1904-1967）的电报：“如果我们可做什么事便利你来美，请告知。
”1949年1月底，陈省身携带家人抵达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同年夏天到芝加哥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陈决定接受邀请有以下主要原因：（1）需要在美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职位以养家室；（2）当时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唯一的把主要目标定在‘推进知识’研究而不仅是教育的大学，当时正广招人才，雄心勃勃，到那里可以安心搞研究，大展身手；（3）那里的数学系有韦伊等许多朋友。”
陈省身回忆：“1950年，华罗庚决定回国服务，我那时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们相聚了好多次，谈到很多，有科学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及大家如何作出决定的问题。他回国服务之心比任何人都坚持。
”1950年3月，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程民德、严东生等几十位留美学者，乘坐“克利夫兰号”轮船回国，在香港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信中佳句“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在留学生中传诵一时。
1950年3月16日抵达北京。这是他回国后与妻子、儿女在中南海合影。1938年，华罗庚全家在昆明住宅前留影（右一为华罗庚，左三为华俊东）。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
1930年代初，罗沛霖与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成为好友。
1989年9月1日，罗沛霖在北京家中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1947年党组织通知我，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才，你在技术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党组织决定派你出国……钱学森建议我去美国留学，并为我写了推荐信。”1948年春天，在中共党组织的资助下，35岁的罗沛霖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
1949年夏，38岁的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思想高涨，联邦调查局怀疑钱学森与美国共产党有关系，7月，美国军方取消了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的资格，钱学森以此为理由要求回国，8月30日将钱学森关押进特米诺岛监狱15天。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罗沛霖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在钱学森家度过。“他遭到美国政府迫害后，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也拿不出主意。”罗沛霖说，“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不但不禁止一般中国留学生回国，还给路费，甚至遣送回国。钱学森受迫害后，我知道会牵连到我，所以我急忙离开了美国。”
1954年9月，有机化学家梁晓天自美国辗转回国；1955年6月，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自美国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家人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1956年12月，物理学家汪德昭携家人从法国归国。
根据王德禄的整理，1950年代时局多变，留学生去留之际，屡生变数。
1950年初，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日益加深，美国政府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这样，在1950年代初，有近1000名中国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大陆。而在次年的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法令，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并向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了司法文件。
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1953年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允许至少一部分留美中国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到了1955年4月4日，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凡是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自由地离开美国国境，这一波回国的共有200多人。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写道：“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1000名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通争取的方针，但重点应放在美国。”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大大消退了，回来的只是极个别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人数，中美有两个官方文件的估计。1954年5月31日，华盛顿的一份文件中提到，1954年日内瓦谈判第204号文件显示：“现在我们看来，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中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不会超过一打人。
”张纯如在《桑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又译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书中写道，1955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呈递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说中，谈到留学中国学者计划回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超过了5000人，其中只有110人拥有可能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知识背景，在这110人中，已经有两人获得许可离开美国，包括钱学森。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份文件《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国的就有1041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1956年，已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获知自己在清华大学时代的老师熊庆来在法国的处境，开始积极邀请他回国服务。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致信熊庆来，欢迎他回祖国。1957年6月8日，熊庆来从法国回到北京，他的家安在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最好的特级专家楼里。然而，世事多变。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1978年，科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熊庆来举行安葬仪式，华罗庚写下“哭迪师”：“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往事滚滚来，如实又依稀，往事休提起……”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
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
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
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清华大学教授李恒德1954年回国，他参加了1979年9月8日中央召集当年回国的留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他记得方毅主持并讲话：“中国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行动，而有人把它当成卖国行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你们不要介意，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这段历史是可以名垂史册的，在留学生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2011年11月，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在为《1950年代归国留学科学家访谈录》所作前言中写道：“读了访谈录，我深深地为这些科学家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而痛心。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应该牢记这些惨痛的教训，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不让‘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和暴行重演。
这样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生命不会重来，唯愿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