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许多研究领域仍处于跟随西方国家阶段，缺少真正的开拓新领域的原创性研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必须在科学研究资助体系上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制定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政策措施，合理配置资源支持原创性的基础和新技术研究。
现有的科研资助体系下，除了针对刚在起始阶段研究人员的人才资助项目，如“青年千人”和“优秀青年”以外，其余的科研资助均是以资助科学项目为主。项目为主的科研资助方式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着力促进产生一批符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成果。但是这种体系无法对完全属于未知前沿，包括西方国家研究人员还未涉足的科学问题给予相关支持。
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引进和培养的大批优秀年轻科技人员的成熟和成长，中国科学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以及其所处的科研平台将具备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素质和条件。如何应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科学研究的“新常态”是摆在国家科研资助体系改革的巨大挑战。
目前，凡是远离一个特定科研领域的主流论点和思潮的课题申请，常常会被以项目为主导的评审过程淘汰。此类课题俗称为“非共识”课题。一般来说，“非共识”一类的研究课题如果很新颖，业内尚未开展研究，在同行评议的专家函评阶段，评审专家若无法查到任何相关国际研究进展，基本就给否定了。此外，“非共识”研究有时即使是同行，也有可能对其创新性认识不足。
为建设科技强国，完成中国科学研究从西方追随者到世界引领者的转变，国家需要进一步制度创新，建立额外的针对“非共识”研究的资助方式。新的资助方式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不再以项目为主导，其体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定出恰当的人才筛选标准从而能够选拔出具备创新潜力的科研工作者，并为其开展“非共识”原创性、前沿性新课题提供系统性支持。
这方面，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遴选研究员的办法非常值得借鉴。
HHMI的遴选指南中列举出若干候选人特质，包括：1. 发现重要的生物学问题并严谨而深入地探索；2. 能够在相关研究方向开拓新的领域并一直处于该方向前沿；3. 能够开发新的工具和方法，或在必要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技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4. 能够将基础生物学研究与医药应用结合起来；5. 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在未来做出原创性和创造性贡献的巨大潜力。
最近这些年，海外深造和国内培养出的年轻科学家里，有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从而具备闯出一条新路的潜质。对他们的资助，可以不受制于以项目为主的引导方式，他们不必挤入已有的项目渠道，也不用受制于更多有年资的人。新的以人为本的资助体系将挑选出那些在过去5-10年已经证明可以做出出色工作又有新颖的前沿研究想法的一部分人，给予以五年一期阶段性支持与动态调整机制相结合，激发他们的原始创新潜力。
科学研究有着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特殊规律。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在适宜的环境下，结合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各种因素和科学家的杰出能力凑到一起产生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一个国家的科学资助机制里，一定要有以人为本的支持方式，从而为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自由大胆地发挥聪明才智创造适宜环境和条件。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任重道远，科学研究资助体制的创新和升级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应该支持有潜力的科学家探索前人没有开拓过的领域。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领衔的量子通信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开始不给他充分的支持，中国的量子通信研究就不会取得今天让世界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