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演讲中，我想试着勾勒一下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在座的如果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和宗教问题，就一定会对其中一些内容感兴趣。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在思考这些主题时，总是倾向于研究我所认为的文化史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兴起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对中国哲学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识到它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特征。
对中世纪的中国技术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识到，不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发明，比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磁罗盘，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进程。我相信，大家对中国文明了解越多，就越会对现代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感到诧异。
首先，我想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也就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制度的起源。不要忘了，中国文明与其他伟大文明总是有很大差别。
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河谷文明很早就有了紧密联系，印度河谷的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也有联系。与这些文明没有紧密联系的大河谷文化只有黄河文明。黄河尤其是其上游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事实上，正如我在后面想要强调的，黄河文明与欧洲的青铜时代由若干线索联系着。但尽管如此，黄河文明的独立发展要多于与西方的联系。
中国社会这个最初形态的起源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可以追溯到这里。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大学者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起源可能与开始制造青铜器有关，这无疑是因为最早的冶金家必须有复杂的设备，而这些设备需要保护，以应对原始部落社会乡村生活的变迁和偶然事件。葛兰言追溯了封建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如何转变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城镇式封建社会。
例如，我们知道《诗经》中有很多诗都是古代的民谣。我们今天从这些诗中仍可看出，这些民谣是当时青年男女所唱，他们在春秋两季举行的团圆节上载歌载舞以寻找配偶。人们从各个村落涌来相聚于此。早期封建诸侯捕捉到这些聚会之所的神圣性，将其变成封建“邦国”的圣坛或神庙，最早的城镇便是从这里产生的。在所谓的中国封建盛期，即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封建诸侯门下有一批谋臣策士，这些人后来成为儒家。
因此，儒家原是封建诸侯的谋臣，此学派(不仅是孔子本人，还有他的伟大弟子孟子和后来的荀子等许多人)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伦理进路，体现了对儒家所理解的社会正义的深刻关切。孔子有许多生平事迹可以谈。有一次孔子乘舆出游，欲渡一河，他和众弟子找不到渡口，遂派一个弟子去向附近的隐士问津。但隐士们讽刺地回答说：“你的老师那样聪明睿智，无所不知，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里。
”弟子把这话转告了孔子，孔子很难过，说：“他们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想改造社会。但如果我们不同我们的同胞一起生活，我们能同谁生活呢?鸟兽不可与同群。假如天下有道，我就不想去改革了。”
因此，儒家哲学的一般特征完全是社会的——当然是一种封建伦理，但无疑是极其关心社会的。儒家确信有必要改造人类社会，以在封建习俗之下提供最大的社会正义，他们认为社会应当这样组织。因此，儒家不同于对人类社会及其组织方式不感兴趣的其他哲学学派。我方才提到的那些隐士可能就是后来所谓道家的早期代表。我认为中国思想的两大潮流是儒家与道家。
道家自称遵循“道”。所谓“道”无疑是指自然的秩序。道家对自然感兴趣，儒家对人感兴趣。可以说，道家骨子里相信，除非更多地了解自然，否则就不可能合理地组织人类社会。道家留给我们不少重要而深奥的典籍，著名的《道德经》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庄子等哲学家的著作。这些作品流传至今，像一切古代作品那样，可能多多少少有所篡改，但其思想仍然清晰可循。
为沉思自然而从人类社会隐退的道家隐士固然没有任何科学方法来研究自然，但他们试图用直觉和观察的方式来理解自然。倘若他们对自然的兴趣真如我所说，那么我们应当可以发现，道家与科学的某些早期开端有关。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中国最早的化学和天文学都与道家有关。现在大家承认，炼丹[金]术——我们可以称之为寻找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或长生不老药的方术——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的帝国甚至更早。
关于炼丹术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的汉武帝时期，方士李少君向武帝进言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这或许是世界史上关于炼丹术的最早记载，祠灶就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如果你支持我的研究，我将……”。据记载，公元2世纪出现了科学史上已知最早的一部炼丹术著作，即魏伯阳在公元140年写的《参同契》，它的年代比欧洲炼金术早了大约600年。
现在我可以向各位引述道家著作中的几段话，而我愿意引述《道德经》以显示其内容。关于道家有一件奇特的事情，那就是它强调女性，这使我们想起了歌德的“永恒的女性”(ewig weibliche)：
谷神不死，
是谓玄牝。
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第六章)
可以认为，这种对女性的强调象征着道家所特有的对待自然的容受态度。对待社会组织的封建态度是高度男性的。
道家研究自然所持的态度是女性的，即研究者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对待自然。“圣人法天地，大公无私。”道家懂得这种没有偏见的中立态度，他们以谦卑的态度提出问题，以谦卑的精神面对自然，并谈到“为天下溪”。我相信道家已经意识到，科学家必须以谦卑顺从的精神来对待自然，而不是使用儒家那种由男性发号施令的社会学规定。下面是一段很有趣的话，其中说生命的至善境界就像水一样：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
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第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
为天下溪。
为天下溪，
常德不离，……
知其荣，守其辱，
为天下谷。
为天下谷，
常德乃足，
复归于朴。
(第二十八章)
《庄子》中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可以表明道家所说的“道”或“自然秩序”是什么意思。庄子的弟子们想知道他认为什么是“道”，就问：“道肯定不在瓦砾中吧?”庄子答：“道在瓦砾。
”弟子们问了一连串这样的问题，最后说：“道肯定不在屎溺中吧?”庄子答：“道无所不在。”我们可以在一种宗教神秘论的意义上来解释这段话，认为指的是一种普遍运作的创造力。但我认为，道家与科学开端的关联表明，我们应当用一种自然主义方式来解释它，即自然秩序渗透于万物。
懂得了这个观念，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庄子》中的另一个故事——魏王与庖丁的著名故事。魏王看庖丁解牛，庖丁挥了三斧就把牛解开了，他就问庖丁是如何做到的。庖丁回答说：“因为我终生都在研究牛之道。研究了动物之道以后，我就能三下将牛解开，而我的斧子还和以前一样好。别人要五十下才能将牛解开，斧头也砍钝了。”这里有一种对原始解剖学的暗示，是理解万物本性的开端。
为了向各位表明道家哲学包含着前科学要素，我提到过炼丹[金]术、天文学，现在又提到了解剖学。但我们对于道家与儒家之间完整区别还不十分清楚。接下来，我想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对于理解中国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之前和封建社会)至关重要。
在《道德经》中可以找到一些似乎反智的段落。比如第十九章中有：
绝圣弃智，
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
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听起来当然很奇怪，因为道家也属于最早的思想家之列。但是在欧洲中世纪晚期，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故事。科学史家佩格尔(W. Pagel)已经表明，在17世纪和伽利略时代，基督教会中的神学家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即理性主义神学家和神秘主义神学家。对于伽利略等人发展出来的新科学，他们的态度也判然有别。
我们还记得，理性主义神学家拒绝透过伽利略的望远镜去观看，因为他们说：如果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所写的东西，就不需要透过望远镜去看。如果看到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所写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这是一种非常儒家的态度。伽利略其实颇似道家，对自然有一种谦逊的态度，渴望不带先入之见去观察。现在，神秘主义神学家倒有利于科学，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人们动手去作，就会有事情发生。
神秘主义神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落后的，因为他们相信魔法，不过他们也相信科学，因为在早期阶段，魔法与科学是密切相关的。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主张哲学与魔法的研究与实践。其虔信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神祉赫耳墨斯;该神祉据说发明了钻木取火。
假如我相信，制造出主席的蜡像再钉上几根针就可以使他中邪，那么这种信念是没有根据的，但无论如何，我的确相信动手操作的效力，因此科学是可能的。理性主义神学家和儒家都反对用手。事实上，这种理性主义的反经验态度与行政官员那种由来已久的优越感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关联。高等人士坐着读书写字，低等工匠人则动手干活。正因为神秘主义神学家相信魔法，他们才促进了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而理性主义者则阻碍了它。
中国古代也有同样的故事。《道德经》所“绝”之“圣”乃是儒家之圣，所“弃”之“智”乃是儒家之“智”，即社会知识。《庄子》中有几段话说：“王侯与马夫之间有何区别呢?我不会让我的弟子们去作这种荒谬的区别。”于是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政治要素。我想提出我的看法。在古代道家学说中，“绝圣弃智”意味着抨击儒家在伦理上的理性主义，抨击封建诸侯谋士们的知识，而不意味着摒弃自然知识，因为这正是道家希望获得的知识。
当然，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实验方法，但他们希望有自然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