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科学史家，他因为“李约瑟问题”而举世闻名：“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对此问题最为明晰而详尽的回答集中反映在他《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一书中。
2016年8月19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刘钝、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应邀在上海书展上就李约瑟问题作了一场对谈。刘钝精通中国科技史，吴国盛深研西方科技史，两位学者一中一西，为观众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思想盛筵。
李约瑟是生物化学出身，1941年就当了皇家学会的院士，在英国是最高的学术荣誉了。30年代时，大概是因为整个国际环境使然，他接触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左倾。
40年代他有机会来中国，这是个苦差事，但他主动申请，几经周折后来了中国，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持久未决还见不到曙光的时候来了中国。这期间他接触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50年代，李约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任。
这时候，关于世界文明的图景在他脑子里逐渐形成，他开始以中国为样板，书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中国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一个鸿篇巨制，最后包括了七卷27个分册。《文明的滴定》不包括在这七卷中，是他在SCC之外的早期论文集。
李约瑟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里提过，他思想上有过一次皈依。
他用的是圣经里的故事，就是说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一道强光出现，保罗从受惊的马上摔了下来。他在那个瞬间产生了顿悟，感觉主在召唤他，他要洗心革面变成另外一个人。李约瑟说，自从剑桥来了三名中国博士生(其中包括鲁桂珍)以后，他觉得人类无复东西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一点不比西方人傻，他们在理解知识方面、在操作实验方面跟西方人完全一样，而且文化背景还比西方深远得多。李约瑟用了“皈依”这个词，非常重。
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这本书里对火药和指南针做了比较清晰的叙述。除了火药和指南针以外，他还指出了一系列最早诞生于中国、而且对西方产生影响的发明。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敏感地抓住了问题。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能放眼世界文明演进的历程、站在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古代文明，认为印度、中国、西方鼎足而三，应该平起平坐。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看，李约瑟的著作应该予以肯定。
李约瑟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但多数人并没有读过他的书，李约瑟的SCC有七卷27分册，按照他当年的规划，最后一卷要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给出答案。但最后一卷不是他本人写的，2004年第七卷第二分册出版时他已经去世了。所以你不可能从七大卷SCC中找到答案，而《文明的滴定》包括了李约瑟刚决定将后半生献给中国科学史事业时的一些很根本的想法。他最好的东西、最精华的思想都在这里。
关于“李约瑟问题”的重要线索也都在这里。他在这本书中，试图从将近两千年的社会背景来解读中国人对自然知识的理解。这是极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想知道他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不需要看那个SCC，你看不过来，也看不明白。
今天来看李约瑟，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因为李约瑟毕竟是一个老旧范式的开创者，他那个时代科学史发展不太成熟，人们普遍以西方科学为坐标、为基准。
李约瑟可以说是个中典型，他的做法是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处理和打捞中国遗产。什么是科学?符合西方科学家标准的，就把它捞出来。尽管是带着热忱和深沉的爱去打捞的，也确实捞了不少东西。
时至今日，科学史发展快一百年了，我们有了新的历史眼光，比如说我们希望回到事情本身，我们想知道中国古代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刚才讲的四大发明，我们现在经常痛心疾首，说咱们火药用来放炮、放烟火，洋人却拿去做武器，回过头来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的指南针用来看风水，人家拿去用作航海，发现新大陆，反过来又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印刷术只拿来印些经典古籍，在人家那里就促成了宗教改革。
但到了今天，对这些事要换个眼光看。怎么看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恐怕不应该建立在西方人的眼光之上。四大发明之所以被列为四大发明，主要是因为对西方的社会影响很大。培根早在16、17世纪就指出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三大发明对欧洲社会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也重复了这个言论。
在西方人的视野里，火药炸毁了封建城堡;印刷术使得新教改革成为可能，因为过去圣经很少，大家都看不到圣经，有了印刷术以后，人手一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而不用经过教会;指南针开辟了世界新航路，等等。这就是西方人的眼光，西方人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影响很大，从培根到马克思都这么强调。但如果老用西方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我们就成了他人，我们的自我认同怎么办呢？我们是谁？
我们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人，我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确认，这当然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到了新世纪，有些东西有必要进行调整。中国自己的科学史家、文化史家，应该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体。这个本体显然不应该从四大发明讲起，四大发明是西方人的视角。
首先，我们要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思考，在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脉络上，关键的技术是什么?关键的科学是什么?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今天甚至需要看一看有些连李约瑟都认为是胡扯的东西，看看那些东西对于维系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什么作用。比如怎么看待阴阳五行八卦?第二，也是更关键的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也许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讲法。
我们知道在政治史方面，中国的朝代更替有一套自己的讲法，西方也有一套讲法，这两套讲法可以对照。但科技史现在就没有自己的讲法，我们听到的和采用的还是人家的讲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再去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模式。超越李约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