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法庭证据一样，DNA证据的可信度正遭到挑战。2012年12月，一个叫卢基斯·安德森的流浪汉因为DNA证据而被指控谋杀了硅谷富豪拉维希·库姆拉。安德森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他是无罪的。安德森拥有脱罪的铁证：2012年11月，案发当晚，他醉得不省人事，在医院接受了一夜的治疗和看护。后来，安德森的律师团队发现，他的DNA是被医院的医护人员带到库姆拉住所的。
医护人员在当天早些时候治疗了安德森，3个多小时后，无意中将DNA证据带到了犯罪现场。
于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法医学年会上，这个案例作为少数证明DNA证据有可能冤枉无辜的案例之一被提出，以表明刑事司法系统越来越依赖貌似坚不可摧的DNA证据，但实际却蕴藏着误判的风险。实际上，近年来法医越来越重视科学检验，尤其是需要对比咬痕和毛发时，DNA证据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DNA分析基于统计模型，因而比其他法医技术更具权威性、更加客观。通过对人类基因特定区域测序，再与已知的遗传特征比对，就可以确定证据来源是否为受害者或嫌疑人。另外，通过检查某一种遗传特征在人口数据库中出现的频率，DNA分析还可以预测比对结果的可靠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的一个非营利性法律团体组织了一场“平反计划”，他们分析或重新分析了定罪犯人的DNA样本，赢得了将近200个免罪结果，此举极大推动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改革。
不过，就像所有证据一样，DNA证据也只是巨大拼图中的一块。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埃琳·E·墨菲在2015年出了一本书：《深入细胞：DNA证据的阴暗面》。她表示：“我们非常希望DNA证据能拯救世界，但可惜的是，它依然存在缺陷。
如果你不能小心谨慎地使用这种方法，很可能就会得出不公正的结论。”例如，生物样本可能会降解或污染；法官和陪审团可能会曲解统计概率的意义；又或者像安德森案件曝光的那样，皮肤细胞可以转移。
自从1997年研究人员第一次证明可以从遗留在物品上的皮肤细胞来确定人的基因信息后。这种微量证物，也称接触DNA，就越来越多地从门或枪把上被收集。
现在，美国有商业公司卖给执法部门试剂盒，仅用3~5个细胞就能获得一个人的遗传特征。一些致力于识别陈尸的独立实验室和科学家也会使用这种试剂盒。直到最近，DNA仍然是证明直接接触的有力证物。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DNA证据并不总是可靠。例如，今年年初发表在《国际法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人仅仅拿一件在另一个人脖子上蹭过的衣服，就可以将另一个人的DNA转移到后者从未接触过的物品上。
类似的，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的人类生物学硕士生辛茜娅·M·凯尔最近在《法医学杂志》中也提到，一个人与他人握手后，再使用牛排刀，就能把他人的DNA带到刀把上。实际上，在凯尔收集到的样品中，有1/5被鉴别为DNA主要来源的人都没有接触过刀。凯尔和来自不同课题组的同事正努力弄清细胞转移的难度和速度，以及残留的时间。凯尔表示：“证物就在那里，不会改变，但以何种方式使用和呈现证据，我们需要谨慎对待。”
在拉斯维加斯的法医学年会上，圣克拉拉市的公设律师凯利·库利克指出，安德森的DNA是搭了医护制服的“便车”。究竟有多少转移的DNA酿成了冤案还未可知。洛杉矶公设律师和DNA专家珍妮弗·弗里德曼说：“尽管被揭露的案件不多，但我认为事实比我们想象的糟糕。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没有能力证明DNA是被转移的。
”库利克说：“对安德森接触DNA证据的误判，使得法庭对库姆拉谋杀案中的另外两名嫌疑人的鉴定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准确无误的DNA证据是非常宝贵的刑侦工具，但是法医学家和法律学者强调，在定罪时其他支撑材料也是必需的。就像所有物证一样，DNA也只是一个间接证据。如此看来，安德森案警告了世人，一点点皮肤细胞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