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伦纳德·里德在经典寓言《铅笔的故事》中，叙述了一只铅笔的制作过程。从伐木、切割木料、开采石墨，到运输、组装、油漆……千万人卷入生产铅笔的过程中。他们中有人从没见过铅笔，有人从不使用铅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看不见的手”推动一切。工作者们并不清楚，也无需知道自己的工作最终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社会中有些职业能体验到自己的工作给他人带来的直接影响，如医生、教师、厨师。但还有许多职业，只是复杂、漫长的产品生产链中的一环，像铅笔的制作一样，大部分人的工作和最终产品相距甚远。中国浙江的一家工厂里给一个泡沫球染色的女工，不知道这个彩球将是曼哈顿商场里巨形圣诞树上漂亮的装饰物。正在裁剪布料的工人，不知道这块布料最终会成为里约奥运会场上冉冉升起的国旗。
在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里，无论从事何种工作，获得金钱是唯一目的。然而，人们工作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金钱吗？如果知道自己工作最终的意义，例如参与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事物，又或者让一个人满足、愉悦，得到一个人的认可，又会让工作者发生什么变化呢？MIT的经济学家Ariely和他的合作者们曾经招募哈佛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每个学生的工作任务是拼装乐高模型，还是最流行的生化战士系列。
每拼好一个乐高模型，学生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Ariely把学生们随机分为两组。在一组实验中，每当学生拼好一个乐高，实验人员就把这个乐高摆放在该学生的桌子上，然后学生开始拼第二个乐高……每个拼好的乐高模型都漂漂亮亮地展示出来。第二组实验的学生的任务和第一组学生完全相同，也是拼一样的乐高模型。
不幸的是，当他们拼完一个乐高模型，开始拼第二个时，实验人员就把第一个拼好的模型当着他们的面立刻拆掉；当第二个拼好时，学生被要求把拆散的第一个模型再重新拼起来，同时实验人员把已经拼好的第二个模型再拆掉，如此反复，每次拼好的乐高都会被立刻拆掉。
虽然以上两组学生拼装的每个乐高都是相同的，拼完一个乐高获得的报酬也是一样的，但第一组学生比第二组学生体现出更高的工作积极性，他们拼完了更多的乐高模型，也获得了更多的报酬。在这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用于交换货币了，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被美美地呈现出来（虽然从物质上自己并不能拥有它）和眼睁睁看着劳动成果被毁掉，给劳动者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另外两个经济学家——来自MIT的Chandler和沃顿商学院的Kapelner利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MechanicalTurk）招募了2000多个人来完成一项实验。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是一个在线劳动力市场，雇主可以在平台上发布任务，等待别人来应聘某项工作，也就是我们说的众包市场。
Chandler和Kapelner充当雇主，发布的实验任务是将图片中的一些细胞标注出来，分别有1000多个美国人和印度人应聘了这项工作。在第一组实验中，雇主首先感谢应聘的人们参与这项任务，并告诉他们该项任务是为了帮助科研人员完成有关肿瘤治疗药物的研究工作，需要标注出图片中的肿瘤细胞。
在第二组实验中，人们做的工作与第一组完全相同，但是雇主并没有对应聘人员表示感谢，只告诉他们要把一些特定的图形标注出来，并不阐述这项任务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第三组实验比第二组更惨，不但不感谢应聘人员，还额外告诉应聘人员他们虽然能拿到报酬，但完成的任务最终不会被发布者所采纳。
Chandler和Kapelner发现，与第二组实验结果相对比，在任务更有意义的第一组，报名的人更踊跃，任务完成的数量显著提高；而在第三组，也就是劳动成果不被采纳的那个组，任务完成的质量显著下降。这说明钱虽然重要，服务于伟大医疗事业的情怀也很重要。
德国歌德大学的Kosfeld教授、芝加哥大学的Neckmann博士和我一起，在中国也进行了一项实验，来证明意义对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的实验在浙江大学的社会调查中心展开。社会调查中心先回收了一批用于科研项目的纸质问卷，然后招募学生将这些问卷录入到数据库中。每个学生工作两小时，获得50元的固定报酬。学生们被随机分到四个实验组中，分别在“高/低意义”、“货币/无货币激励”两个维度上变化。“高意义”意味着学生会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调查中心的研究员非常重要，这些录入的数据将立刻用于研究工作。
“低意义”组的学生则被告知数据已经录入过了，研究员已经开始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工作，重复录入这些数据只是为了以防有错，作二次检查，研究人员可能根本不会看这些录入的数据——当然，这个情况是真实的，“低意义组”的实验是在“高意义组”之后展开的。另一个变化的维度是激励，在“货币激励”组，学生们除了获得50元的固定报酬之外，每完成一份问卷可以多获得1元；在“无货币激励”组，无论完成多少问卷，报酬只有50元。
按照排列组合，四个实验组分别是：高意义+货币；高意义+非货币；低意义+货币；低意义+非货币。如果人们只在乎货币的话，必然是有“货币激励”的情况下，人们会努力完成更多的问卷。实验最后的结果显示，完成问卷最少的是“低意义+无货币”组，也就是既没有情怀，又没有钱的情况；最高的是“高意义+货币激励”组，这是有情怀，又有钱的完美组合。
比较有意思的结果是，在“高意义+无货币”组，即使多完成一份问卷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报酬，学生们依然很努力，完成问卷的平均数量高过了“低意义+货币激励”的组合。这说明，让个体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比单纯给钱能带来更大的激励效应。
然而，“低意义”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救”，通过另外两组实验我们发现，雇主可以表达对工作的认可，以此来额外“增加意义”。这两组实验分别在“低意义”和“高意义”的情形下进行。
在实验一开始，学生们被告知当他们完成两小时工作以后，完成数量最多的那位同学将得到一个笑脸徽章，以表达我们对他积极工作的认可。这个笑脸徽章虽然在某宝上的售价仅为0.6元，在“低意义“的背景下却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为工作增添了额外的意义。然而，在工作本身已经具有高意义的情况下，认可的作用就不明显了。低意义的工作中，雇主表现出认可，哪怕只是个笑脸徽章，也可以大大加强员工的动力。
知道你重要很重要！对于劳动者而言，即使工作枯燥乏味，也可以试着更多地感悟、体会自己工作的意义，来使自己充满“洪荒之力”。对于雇主来说，告诉雇员他们工作的意义，既节约成本又提升效率，比单纯发奖金效果更好。而公司最不该做的，就是向劳动者发出“我的工作并不重要，甚至可能根本不会被使用”的信息。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清醒地知道自己每天推巨石上山毫无意义，是一种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