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1956年9月，在阔别祖国17年后，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带着妻子李佩和5岁的女儿郭芹，从旧金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50年后，李佩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当时的经历有一段回忆：1956年9月我们回国的时候，因为是从旧金山上船，赵元任家就住在旧金山，在我们要上船的前一天，赵太太让我的同学跟我说，上船之前那顿午饭一定得在他们家吃。
他说赵太太说了，所有从旧金山上船回国的人，都得在他们家吃一顿饭。赵太太烧菜是特别有名的，她出过一本菜谱，在美国很畅销的。我们那天就去了，赵太太跟我说，你知道吗，胡适这几天就在旧金山呢。她说我本来就想请他来，胡适就说：‘哎呀，我去不太合适啊。’因为胡适跟我们也很熟。胡适当时就说：‘像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了，这真是人心所向啊。’
事实上，郭永怀和李佩与胡适并不是一般的熟悉。
1946年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曾在饶毓泰的建议下邀请郭永怀回北大工作，建设北大工学院。1953年夏天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胡适携夫人江东秀借红颜知己韦莲司家住了27天，其间多次请郭永怀和李佩到韦家晚餐。这些信息在后来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胡适在康奈尔和旧金山的时间多与李佩的叙述吻合。
有观点认为，当时中国大陆正在批判胡适，胡适是为了不牵连在大陆的他们和与他熟悉的其他人，在公开出版的日记中隐去了这些具体信息。
在以前的采访和公开资料中，李佩公众形象是郭永怀夫人、支持丈夫事业的贤妻、在丈夫牺牲后继续为实现丈夫理想努力工作的人。事实上，李佩自身就有非常传奇的成长历程和经历，她接受了所在时代最好的教育，是一位追求独立自主、忧国忧民的新知识女性。
为此，我们需要将历史追溯到1917年，李佩出生的民国时代。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李佩自童年到进入大学的生活，是在北京故宫东边无量大人胡同里一座花园洋房中度过的。从1918年-1937年，在李佩的成长年代，她在北京东城的著名邻居还包括：胡适、朱启钤、梁启超、林觉民、任鸿隽、赵元任、梁思成、林徽因、费正清等。
李佩小时候还有一位邻居——钱三强。钱三强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4年随母亲迁居北京，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们的家最初就在东城北河沿北口。谁也未曾料到，40多年后，1956年，李佩家和钱三强家将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特级专家楼毗邻而居，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李佩的丈夫郭永怀和钱三强同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李佩的父亲李保龄出生于江苏镇江，1910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铁路专科，1911年作为清朝最后一批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途中传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他在船上剪掉了辫子，从此迈进一个新时代。在今天可见的照片中，李保龄先生均是西装革履。李保龄在伯明翰大学的同学包括李四光、唐时清等人。他一生的梦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但避免涉足党派政治。
1915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技术学院、北洋大学任教，之后曾在六和沟煤矿和天津开滦煤矿总局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天津开滦煤矿总局总工程师的任上退休。
1922年，李保龄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在北京创立‘中国地质学会’，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先驱；1917年，28岁的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李保龄和胡适都是丁文江的好友，1937年1月，丁文江在湖南勘探煤矿时煤气中毒逝世，胡适著书《丁文江的传记》纪念。
李佩是家中长女，她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她家无量大人胡同附近，拥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西边是毗邻故宫的北京大学，南边是协和医学院，东南角是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则位于北海东北角、什刹海东侧。后来，李家姐弟们分别进入了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
李佩的妹妹李佩珊出生于1924年，早年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求学，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从事近现代科学史研究，2004年2月逝世。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纪念李佩珊举行的追思会上，86岁的李佩作为长姊发言，回忆了自己和妹妹弟弟的成长经历。
尽管出生在时事动荡年代，李佩，这位含珍佩玉的李家长女，从培元小学、贝满女中到北京大学，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家人离开北京，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这是她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和新思想和青年学生运动革命发展的中心，熏陶和感染了年轻的李佩，影响她一生的选择。
不过，在家人看来，她青年时代对父亲的抱怨和反抗，并不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她所认为的‘封建老学究’。
李保龄实际上是一生怀抱科学和实业救国理想、避免涉足政治的海归学者。他对子女是一视同仁的，给他们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最好的生活和教育。他所竭力避免的只是不谙世事的长女过早地参加到学生政治运动中去。但性格倔犟的李佩，终于还是在20岁那一年与父母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去追求当时青年学生的报国梦想，并将自己的名字从‘李佩珍’改为‘李佩’。
李佩出生之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动荡时期。
新诞生的民国命运坎坷，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自由与民主风靡世界，中国青年沉浸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新青年》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求中国之新生。留学美国6年、怀抱着科学救国梦的任鸿隽回国，他记述当时情形：‘吾以1918年秋间返国。是时战方终，世界民众暂得苏息。吾国则南北对立之势已成，北举徐世昌为总统，南则于广州设护法政府。吾回国后，首愿遍历南北以观国中局势，并为科学社募集基金。’
任鸿隽和他当年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胡适都是中国科学会的创始人，他后来所领导的中国科学教育基金会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基础。《新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立，初期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领域向封建发起猛烈进攻；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期的《新青年》，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一场极大反应。
当时，陈独秀已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在随后一期的《新青年》发表文章《文学革命论》，公开支持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对此大为赏识，给胡适和陈独秀写了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这些信均发表在《新青年》上，轰动一时。
1916年12月26日，旅居法国、时年49岁的蔡元培接受总统黎元洪任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赴任前，诸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赴任有碍名望，但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1918年3月，胡适结婚后，将家安在北京大学附近南池子缎后胡同8号。距李佩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在《新青年》创刊之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为向中国介绍科学，也创办了一份杂志——《科学》，成立了一个学社——中国科学社。
任鸿隽在康奈尔大学时主编《留美学生季报》，读到一篇《来因女士传》文章，从而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在纽约瓦萨学院读书的陈衡哲女士。陈衡哲在《任叔永先生不朽》文中写道：‘我于一九一四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
记得他认识我不久之后，便邀我加入他和几位同志们所办的‘科学社’。我说‘我不是学科学的。’他说‘没有第，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
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三人是一生的朋友。1917年，陈衡哲用白话文创作了第一篇小说《一日》，讲述了美国女子大学新生在一天中的生活，发表在胡适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上；任鸿隽1918年秋回国前，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写信邀请他到北大教书。
1918年10月，胡适在北大上课、编辑《新青年》之余，又辅导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创办月刊《新潮》，该刊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新文词。1919年1月，《新潮》第一期出版，封面上英文名称是：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在文学革命热烈进行之时，以北大为中心的许多保守派对之批评甚多。
陈独秀在1919年初的《新青年》发表文章指出：‘第一我们拥护赛因斯（科学）先生；第二，我们拥护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先生。’1918年11月，第一次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身份为中国参加和会作策划，并筹资10万元经费挑选一批学者专家，作为随员前往欧洲游历考察。
1919年4月29日，梁启超在巴黎获知日本与英法密约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由日本继承，为了阻止签约，他打电报给北京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林长民等。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惊呼‘山东亡矣！
’；5月2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5月3日晚，北大学生和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到会发表演说，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5月4日，北京大专院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游行示威，北大学生傅斯年任游行队伍总指挥、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相继发生罢工罢课罢市，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高官职务，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学生运动胜利。5月9日，蔡元培辞去校长职务并悄然离京，33岁的蒋梦麟博士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1909年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12年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6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新教育》月刊工作。
在此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北伐革命的剧烈变动，在三十年代国共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内忧外患之中，渐进的科学和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激进的革命思想以及汹涌澎湃的学生救国运动之间相互碰撞，影响着成千上万青年学生的人生选择。时事和国家命运变幻之中，没有中间道路，连胡适这样当年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和坚持整理国故的公认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也不免卷入了政府活动和政治纷争之中。
李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成长起来，在大潮的漩涡中心，没有人知道在一个青年学生的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波澜。1918年5月，当胡适作文《易卜生主义》，并和学生罗家伦合译易卜生作品《娜拉》时，他想得到《娜拉》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吗？包括他的小邻居李佩。
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合译的《娜拉》，还刊发了吴弱男翻译的文章《小爱友夫》、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大量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尽管如此，作为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青年，1917年12月，28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仍遵从母命，回乡与江冬秀结婚。但他却积极鼓励朋友们自由恋爱结婚！
陈衡哲在青年时代就抵制了父亲包办的婚约，1920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西洋文学硕士后回国，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1920年8月22日，任鸿隽和陈衡哲在南京鸡鸣寺订婚，和胡适一道共进晚餐。之后，胡适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新诗《我们三个朋友》；同年9月，两人在北京举行婚礼，胡适作司仪，胡适赠新婚夫妇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36年，18岁的李佩从贝满女中毕业，但父母说女孩子不能上大学。最终父母好不容易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她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可我偏偏又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我选择上在家附近的北京大学，为什么呢？北京大学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我走读，天天回家不就没事了吗？就这样子，我的母亲还曾经专门来到北大图书馆，看我是不是真的在图书馆读书而没有回家！
一年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停课了，父母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里住了半年；1938年初，她在当地女青年会排演的戏剧《娜拉》中主演娜拉。之后，李佩和两位女同学一道，借钱买了三张船票，不辞而别离家出走，远走昆明的西南联大。大小姐离家当天，不仅‘偷’走了家里的全部现金，还给父亲留下一张500大洋的借条。她的出走，让挚爱她的父母十分心痛，多年之后家人仍然对此不能释怀。
李佩多年后所回忆，她在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和交往为她后来一生的经历和选择创造了机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支撑着她在经历中年丧夫、政治迫害和晚年丧女等人生打击之下，仍然能够不忘初心，在文革结束的花甲之年后还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人才，坚持正义，用生命的力量去践行他父亲和丈夫的科学救国梦，再次散发出生命的光华。
2005年6月的一天，当我在北京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摄制室，作为现场观众参与节目组对华裔政治家、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的采访时，我怎能想得到，十年后，她会与我采写的人物李佩联系起来。她们是同龄人，生命在同一地方起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北京故宫东侧，她们毗邻而居，度过了从幼年到青年的成长岁月。在大变动的时代，她们拥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事业选择，但最后也都殊途同归。
陈香梅1925年出生在皇城中的协和医院，她的父亲陈应荣是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与名外交家大顾维钧、叶公超是同一时代北京上层社会的摩登人物；外祖父廖凤舒是外交界领导人物，他在外交部大街宅第不时群贤毕至，汪精卫、唐绍仪、梁启超、许崇智、顾维钧及其它西方外交官是廖家常客。陈香梅从小住外祖父家，5岁时随父母迁到东城贡院一号居住。
李佩家所在的无量大人胡同和外交部大街是两条平行的东西走向胡同，中间隔一条东堂子胡同，蔡元培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在东堂子胡同。外交部大街南面的东郊民巷是外国使馆聚集区。在将近百年的岁月里，从中国到美国，她们的生命轨迹在时代的大背景中纵横交错。
1979年，李佩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第一位外教共道努力，帮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近百名研究生踏上美国留学之路，开启当代中国‘自费留学潮’的大门；1980年12月，在阔别祖国30年后，应邓小平邀请，陈香梅作为里根总统特使访华。
2007年7月，我在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25周年纪念及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年会，采访了CUSBEA项目的创建人、美国康尔大学教授吴瑞，当文章在《科学时报》上发表后，我在办公室接到李佩的电话：‘你见到吴瑞？他在北京吗？’我吃惊地说：‘李老师，你认识吴瑞？’她说：‘当然认识啦，当初CUSBEA的英文考试题目是我出 的！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电话里李佩得知吴端消息时惊喜的声音，而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在生命之初就已经相遇：早在1920年代，李佩家和吴瑞家就是邻居。吴瑞的父亲吴宪，1911年考取清华留美庚款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留学，191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35-1937年为该院执行院长职务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吴瑞的母亲严彩云1923年5月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学位后，9月到北京协和医院生物系工作。1924年12月，吴宪严彩云结婚，次年长女出生，吴瑞1928年出生，与李佩的弟弟同龄。
1934年，吴宪在北京朝内南小街芳嘉园买下一座前清皇室的府第——桂公府，精心改建为一所既有中国式样又有现代设备的宅第，院内有一座小游泳池，吴宪曾在这所富丽堂皇的住宅中接待过不少中外医学界知名人士，这里距离李佩家只有3个街区的距离。吴家住在这里直至1949年1月。
1948年12月，吴家被百余名从山西逃难至京的中学生占据，1949年1月5日，严彩云带着五个儿女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历尽艰辛从香港抵达美国，与吴宪团聚。
1949年，李佩的妹妹李佩珊已经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吴宪任主任的生化系的研究生，但吴宪已赴美国，李佩珊当时是协和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负责联系到协和医学院进修的学生，时常在女青年会组织学生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接受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保护学校的重要设备和资产，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和北京和平解放。1954年，李佩珊进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
1980年3月，在阔别祖国31年后，吴瑞带着母亲、岳母、姐妹和太太，第一次回到祖国，在北京和上海住了一个多月，探望了许多亲朋好友。‘那时，我的亲友以及高中和大学时代的许多同学都有了正值大学年龄的孩子，他们最大的愿望是送孩子到国外学习。’回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的帮助下，吴瑞创立了CUSBEA，在1981-1989年间，中国422名优秀学生赴美国留学。
李佩、陈香梅、吴瑞，他们在北京的成长的岁月里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在近百年的世事大变幻中，他们的人生轨道彼此并行、分离、交错，他们用爱和智慧在中美之间搭了一座座星光闪烁的桥，助中国成千上万年轻的莘莘学子踏上留学成材之路，他们的传奇今天还在继续。敬请期待后续《李佩传奇（2）：‘娜拉’的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