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为《知识分子》和《科技日报》联合推出的专栏撰写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两家合作开设的评论栏目，专栏将邀请海内外科学家（既欢迎资深科学家、也欢迎青年科学家）对科技及其相关问题发言，欢迎对重大题材撰写有深度和厚度的评论文章、也欢迎相关的言之有物或有趣的文章。
文章将在移动新媒体《知识分子》与纸质媒体《科技日报》同步推出，反映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和政策咨询建议，为中国科学的进步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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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分子有两种：Intellectuals in Science，或 Scientific Intellectuals，分别侧重在科学研究中以智力为重、在社会中承担科学家的责任。
解析科学知识分子可从三方面入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科学责任，它们分别对应专研、思考、担当三种特质。
本文并不认为科学知识分子高于科学家或知识分子，而是探讨科学知识分子的特色。
目前在国内，相对于以科学谋生和以科学为竞技场所的科学工作者而言，科学知识分子较为缺乏。在国外，华人学术界也有类似问题。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整个国际科学界的科学知识分子比率也在减少。
适量的科学知识分子，既是科学智力支柱的核心成分，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中流砥柱。
科学研究应有一定高度。科学研究是科学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区别，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或高度，才能超出一般职业要求成为智力兴趣。
早期涉及科学的伟人，多数并非为了谋生而从事科学工作。那时，科学是智力追求的一部分，他们通常被认为天然地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分子。
近百年来，科学逐渐成为了世界上常规职业中的一种，从事科学研究本身并不能自动和知识分子划上等号。
如果一个人的研究仅限于产生结果、提供资料，而没有影响自己研究领域的思路，更无思想性的成就，那么他/她可以是优秀科学家、杰出科学家，而不一定是科学知识分子。
实际上，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特别是实验科学方面的，就不是科学知识分子。比如，发明人工体外受精的诺奖得主，其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社会的重要性。但从研究的性质来说，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而是工艺改造，并不能就如何进行其他动物的体外受精提出指导，这类工作不能使研究者被称为科学知识分子，而是科学工匠——当然工匠对社会也非常重要，值得人们尊重。
而1854年至1866年，孟德尔单独一人通过选择问题、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深刻思考，提出前人完全没有想到的规律，从而创立遗传学，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遗传的理解。他的思想性研究，虽然仅仅一项，赋予了他科学知识分子的属性。
1953年，美国遗传学家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他们自己没有做实验，而是依据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的实验数据，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提出了连实验者本人都完全没想到的碱基配对概念，改观了现代生物学。就其研究的高度和性质来说，都属科学的智力贡献，将沃森和克里克归为科学知识分子当然无可争议。
在华人科学家当中，杨振宁、李政道先生的研究足以奠定其科学知识分子的基础，而其他的例子可能不多。从实验物理、化学到生命科学等实验科学，仅以研究贡献可以跻身科学知识分子者，需要很仔细的分辨。
当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智力选择问题、思考课题、设计研究方案、理解结果、提取精华，而不是简单地依赖苦力的研究，这属于广义的科学知识分子之范畴。
科学知识应有一定广度。做好科学研究，必需专和深，而不一定需要广。
科学知识分子，可能比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家要多一些要求：需要一定的广度。当然广度很难定义，但至少要超出自己日常研究的范围。有些科学家，研究非常深入，但一生只对一个领域、甚至一个问题感兴趣，对本专业甚至本领域的其他问题不感兴趣。尽管他们可以获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但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分子。例如，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修，他在1960至1970年代的工作中发现绿色荧光蛋白，其研究优于人工体外授精。
他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研究工具，推动了生物学研究的技术进步。但下村修本人并不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在，该贡献的也比较缺乏思想性，不能算intellectual类型的贡献。
犹太裔美国物理学家盖莫夫除了在物理学有杰出贡献，如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也曾于1954年提出遗传密码的概念，虽然他的具体细节有问题，但其核心思想，不仅创造性高而且被证明正确。他指出：所谓遗传编码就是DNA中碱基排序与蛋白质中氨基酸排序的关系。这一思想直接奠定了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对遗传密码的研究路径。盖莫夫的跨界研究很有洞察力，无疑是高水平的科学知识分子。
克里克从1954年至1965年研究遗传密码的过程中，既多次提出想法，激发其他科学家的思路，也参与研究，并提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1970年代以后，他对大脑研究也有影响。克里克的思考范围广，在多个领域都有思想性的贡献，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罕见的生物学领域的intellectual之一，是科学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我熟悉的神经生物学领域，美国两位犹太裔科学家，哈佛神经生物学创办者科夫勒（Steve Kuffler）和哥伦比亚大学行为研究中心创办者坎德尔（Eric Kandel），一位没得奖、一位曾获诺奖，让他们起智力领袖作用的，并非他们的单个研究工作，而是通过他们的智识，分别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系以及写了第一本权威的神经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科学责任应有一定担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不仅是二十世纪科学巨匠，对物理学多个重大问题有独到见解，而且为犹太民族利益发言、不畏社会压力和舆论为世界和平呐喊。美国化学家鲍林不仅在化学和生物都有贡献，而且不惧美国极右派的压力，多年为世界和平奔走。
与之相对的例子，是功过是非颇有争议的德国犹太科学家哈伯。他曾因为发明氨的合成方法而获诺贝尔化学奖；但他所领导的实验室在一战中研制和生产毒气，他参与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毒剂的现代化学战，因此而备受谴责。
能力越大，有时责任越大。科学家，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社会成员，有时难以避免其独有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世界或是人类社会，但科学可能对社会发生各种影响，特别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应用。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和科学研究长期受到社会的支持，他们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科学知识分子必须考虑的问题，而科学家不一定如此。科学知识分子与国家兴盛、社会文明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一直较少产生科学知识分子，这造成即使在提倡科教兴国的今天，国民科学素养普遍不高的尴尬现实。当下，我们国家富有专业科学素养的人已经很多，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日新月异，需要更多有担当的科学知识分子。例如，核电、风电的问题都与物理有关。不懂物理的人，对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存在疑问，而懂行的专家如果不仗义执言，其他人如隔靴搔痒更无法理解真相。
与现代生物学相关的所谓“转基因”问题，人们特别关心的是转基因农作物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转基因食品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和转基因产业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解构这些问题的基础是分子生物学。不理解分子生物学而感到恐惧，是普通民众知识结构的问题；理解分子生物学却为了爱惜个人羽毛而处处躲避“争议”，则可能是知识分子放弃或逃避应尽的社会责任。
当然，承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每个人有不同的机会。有较多发言机会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回答公众的问题而影响社会；没有足够时间、或缺乏合适机会在公众场合发言的科学家，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交流发挥作用。
不可能要求每个科学家都成为科学知识分子，也不需要科学研究、科学知识、科学责任三方面特质都具备才是科学知识分子。在其中一个方面做好了，就有可能成为科学知识分子。
远离科学的启蒙阶段、告别科学的谋生时代，在中国涌现更多的Intellectuals in Science以智力引导科学发展，更多的Scientific Intellectuals担负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有利于中国的国力进步与社会成长，提升中华民族素质，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中国科学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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