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人公从未在公开场合标榜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其行动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对祖国的一往深情。1940年，他博士毕业后，放弃在美国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选择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携新婚妻子回到祖国。1949年1月他还向新中国的首任北京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祖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却在1950年3月选择了离国出走。
导致他离国出走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背后是否有什么东西值得今人思考？郭孙伟教授的文章首次详细披露了这一事件的详细经过。新中国成立前夕，CC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达了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然而，在乐氏等人日益变本加厉的迫害下，CC认为，“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
所以，“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CC决定离国出走。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国出走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所以风险极大。1950年2月寒假，CC在上海的母亲病重，他认为时机已到，遂将几个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计划向克拉拉和盘托出。
为减少风险，夫妇俩决定将出走之事做得隐蔽一些，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准备回来。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CC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CC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CC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CC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
等到CC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CC家，劝告CC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CC去意已决，不愿臣服于乐天宇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CC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CC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
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挥泪拜别”。尽管CC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来，但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只是装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从此永隔天涯。在上海呆了两天后，CC一家坐火车去广州。1950年3月12日，CC怀里抱着4岁的女儿和克拉拉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CC的二哥正等着他们。
他将CC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CC在那里住了14个月。
CC在当时为什么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家产而离开中国呢？须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反五反，反右远远还没有开始。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所有关于CC的传记或回忆录对此大多语焉不详，而CC本人在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访中也仅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double-talk）。对张三，你说这；对李四，你说那。其次，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再见。”（Steele 1998）事实上，在当局得知CC离沪几天之后，CC在北京的家里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他们将家里搜查了一遍，但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结果就派人在CC家驻守了几天。倾家荡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已经是不可思议，CC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烟幕弹来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