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科普是高水平的事业
科普不只限于把常见现象的科学道理说清楚，更重要的是由此出发把读者引向更深入的思考。如果一本科普书能够通过介绍科学知识，吸引人们进一步思考，进入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使他们成为新的科学家，这样的科普书籍就更显弥足珍贵。
作者武际可（北京大学退休教授）对科普由爱好到认识到它是一种责任，开始于1958年作大学教师时。当时一种朴素的想法是，要作一名好教师，需要能够用浅显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说清楚，而科普著作最重要的特点正是这样。所以为了作一名合格的教师，就需要浏览和阅读大量的科普著作，从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教学。
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在教学大致能够应付局面以后，我逐渐产生了一种科普创作的冲动，也想写一点科普文章。
退休以后，教学与科研的压力都没有了，于是便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普写作中去。迄今我已经写作了有关科普的文章百余篇，出版过三本科普文集（《拉家常说力学》、《力学史杂谈》、《音乐中的科学》），还有三本在出版中。我还担任了《大众力学丛书》的主编，该丛书由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了十五本，还有四本在编辑中。
几十年阅读科普著作、写作的经历，使我从原来模模糊糊的认识逐渐清晰了起来，逐渐对所谓科普有了新的体会和感受。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些感受：
第一，科普是高水平的事业。在初接触科普读物时，我曾有一种错觉，似乎科普并不要求很高的学术水平。我国的学术界也有一种不成文的看法，似乎科普文章水平低，所以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计算研究成果时不算数。这就是刊物一直缺少优秀的科普文章来源的根本原因。
其实，认为科普文章水平低是一种误解。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噶波（Dennis Gabor，1900-1979）之所以获奖，就是因他于1948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种新的显微原理》的通俗文章，此文揭示了全息照相的原理。伽利略1638年出版的通俗读物《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是一本不朽的科学巨著。
薛定谔的科普读物《什么是生命》不仅从物理学的角度开创性地解释了生命现象，并且预言了遗传基因的物质基础，为DNA的发现吹响了前奏。可见，科普作品也可以登堂入室达到科学殿堂的最高水平。其实，它更多地反映出科学家的文风问题。同样的科学研究成果，是用为大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来介绍，还是用深奥难懂的语言来介绍，效果是很不同的。作为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科学教育的教师，必须学会使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自己的成果。
第二，上面这种误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以为科普很容易。我自己就有深切的体会。我平时还是爱看科普作品的，可一到自己拿起笔来，却才真正体会到写作的难处。它比我以前习惯写的那种“科研八股”要难多了。我发现，不是知识不够，就是文字表达的笔力太弱。实际做起来可是不容易。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德国生物学家汤姆森（J.A.Thomson，1861-1933）所著的通俗读物《科学大纲》，王云五对该书所写的序言的开头两段是：“今人之一言及科学，则以为浩瀚广漠，不知纪极，或畏其艰深幽眇，望而却步。故愈钻颂科学之神妙瑰奇，而科学之去人愈远。格列高里（Gregory）分智识界为两类：一为创造智识之人，一为传布智识之人。
今日科学智识造诣愈深；而人之去科学之隔阂愈甚，则传布智识者之过耳。”夫传布科学，似易而实难。一，传布者非自身亦为创造之科学家，则不足以既其深。二，传布者非掩贯众科之科学家，则不足既其广。二者具矣，而无善譬曲喻引人入胜之文字，仍未足尽传布之能事。此所以迟之又久，求一取材广博，叙述浅显之科学成书而终未见也。
乃距今不数月前，竟有汤姆生（J.A.Thomson）教授主撰之《科学大纲》赫然出现；是殆足弥缝学界之缺憾，而为科学前途贺乎。”这段话很生动地说明科普的重要性和它的难度。要做好科学的传播，一要自己有科学研究的深度，二要有科学知识的广度，还要有能够引人入胜的文字表达能力。
第三，猎奇不是科普。
目前，主持主流媒体的大腕特别是视频节目的主持人多是新闻专业出身，由于他们有一种职业的判断，“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加上有的出版单位和作者单纯认为科普需要尽量吸引人们的眼球，读者多了自然就“普”了，所以许多媒体把科普栏目办成了“猎奇”。什么尼斯湖怪兽、神农架野人、三条腿鸡、五条腿羊，“喝尿保健”和“对打呼噜者的侦探”，什么神奇说什么。
其中固然也介绍过不少科技方面的新闻，不过科技新闻和科学普及又不能看作是一回事。至于“猎奇”则和科学普及根本是两码事。那么，什么是科学普及呢？我认为科学普及是对公众的科学知识教育。所以科普不能看作新闻而应当看作“教育”。教育行业选择内容的标准，不是什么新奇选什么，而是什么重要选什么。也就是以“什么知识会对受众以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作为选材的标准。
用教育的标准来选取科学普及的选题，应当选取那些对公众生活和认识影响较大的论题作为科学普及的论题，而不是以新奇作为选题标准。科学普及是一种教育，但它又不同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面对的是一群年龄和经历大致相同的受教育者来进行的，所以可以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集中进行授课的方式。而科普是社会对公众进行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
科普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群众，他们的年龄是从青少年到老年，他们的经历不同，有文盲也有大知识分子，还有科学家，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百姓。如果把科普办成了课堂搬家，那便会彻底失败。当然对大众解释重要的科学知识，已经达到了科普的目的，但如果能够通过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吸引人们进一步思考，进入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使他们成为新的科学家，这样的科普书籍就更显弥足珍贵。
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和法国佛罗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就属于这样的高水平科普。前一本引导一部分年轻人探求遗传物质，成为DNA的发现者，后一本培养出了若干有名的天文学家。就是说，科普不只限于把常见现象的科学道理说清楚，更重要的是由此出发把读者引向更深入的思考。
我写《捞面条的学问》就是想学习那些好的科普著作，把用筷子捞面条的常识讲完后，进一步提出“分离技术”的问题，然后进一步介绍核工程中重要的技术关键铀的同位素的分离问题。随便在百度搜素引擎上输入“科学算命”一词，就可以搜索出上千万的网页，这种迷信之广泛说明我们的科普任重而道远。科普应当是我们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国情在鞭策我们要成为好的科普作者，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锻炼自己，不断研究，自己首先要成为对研究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人，要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知识，积累丰富的资料，还要磨练自己的表达能力，并且要选取对大众重要的科学知识作为写作的内容。这些，就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体会，是一个不断向往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