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Dwight H. Perkins教授为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FEC）2016年第1期所写的《致敬邹至庄教授专辑序言》。
序言回顾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总结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邹至庄留学项目和福特班的提出、实施情况、取得的成果及其影响，概括了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转型历程并高度评价了邹至庄教授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时至今日，中国从前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已被世界所熟知。然而即使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一改革发生的同时，经济学教学、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改革也同样迅速地在中国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中完成了。更鲜为人知的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在这一改革中付出了努力。这其中，邹至庄教授的贡献尤为突出。
邹至庄（Gregory C. Chow），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名誉教授，曾发表计量经济的邹检验。1970年研究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1980年以后开始研究中国经济。
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学主要有两个部分。绝大部分的大学教学以及学术研究在当时均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的一些文章更多的是教条而不是现实分析。
也有一些严肃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经济史，不过结果往往是徒劳的。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政策制定上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在当时，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靠工业经济学，一种专注于中央计划方法的教学和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当时还有一个研究国外经济体的，叫做世界经济的领域，但其实现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大学里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市场经济学的教学，而这种经济学在绝大多数市场导向的高收入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被普遍教授。
在1979年，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开始悄然改变。福特基金会（在当时以及之后许多年由彼得·盖特纳担任中国地区负责人）开始输送少量中国经济学家赴美了解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与此同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第一次派出他们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到中国。
代表团的领队劳伦斯·克莱因在不久之后就因为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访问期间，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就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公开演讲。基本上每场演讲都有数百名中国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参与。中国经济学家也回访了美国，比如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时任当时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许涤新。
我们关注克莱因代表团的原因并不主要在于他们所作的演讲，而在于克莱因试图抓住这次机会来说服主办者中国社科院接受他的提议——举办一场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给中国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克莱因富有国际经验，他认为相比其他许多经济学领域，计量经济学对于中国来说更容易被接受，因为计量经济学并不直接挑战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而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
这场研讨会在1980年由克莱因主导举办，邹至庄教授正是其中的重量级师资之一。研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学家来华举办研讨会或是进行个人讲学的热潮。福特基金会支持了最大型的此类活动，其中包括由许多顶尖美国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涉及了大部分经济学主要分支领域。与福特基金会共同努力的还有邹至庄教授。
他组织了一些类似的研讨会，其中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是首个由中国政府教育委员会赞助的研讨会。
正是此时，邹至庄教授开始努力推进中国学生赴美攻读经济学研究生项目。为致敬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转型做出的卓越贡献而编写的本专辑的作者中，就有许多当年该项目的参与者。这一留学提议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中国举行考试，选出最有资质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
二是寻找并鼓励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经济系接收这些学生并资助他们完成学业。为此，邹至庄教授给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写信询问他们的意愿，很多都获得了积极的回应。通过这一努力，第一行63人在1985年到了北美。他们不是第一批来到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生，但数量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邹至庄教授对中国市场经济学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发生在1984年，他与时任总理赵紫阳会面。
赵紫阳总理之前会见过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外国专家，而在这次会见中他与邹至庄教授长谈了市场经济学（那时西方主流称之为“现代经济学”）。此次会谈及会谈内容随后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在1984年的中国，这等同于中国官方认可了市场经济学，认同了其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对这方面专家的需求。
这一官方支持使得在1985年的一个重要提议成为了可能，即启动市场经济学领域人力资源的培训项目，以便在20世纪90年代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院系配有市场（“现代”）经济学的专业师资。最初的想法正是来自邹至庄教授，他认为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水平的市场经济学教学项目能够使中国受益良多。邹教授努力得到了国家教委（1998年改回称教育部）以及教委官员王泽农和王复孙的支持。
而彼得·盖特纳领导的福特基金会帮助解决了资金问题，项目得以成立。
该项目成为了中国七所综合类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的一部分，实际教学在北京的人民大学进行。不久，上海的复旦大学也有了一个类似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来自中美的两个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一项目。中国的委员会主席是时任人民大学教授的黄达，他在后来担任人民大学的校长职位。委员会中还有来自七所综合类大学的代表们。
美国的委员会则由邹至庄教授与我联合担任主席。委员会中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包括一名诺奖获得者以及一名在之后获得诺奖的学者。这一美国的委员会——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委员会——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中有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为项目招募教师，并在教师们于中国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年的教学时负责他们的生活事项。
该项目持续了十年，超过500名学生接受了规范严格、相当于美国博士一年级水平的研究生课程。项目师资主要来自美国，少数来自英国，都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一位成为了英国勋爵。如同对邹至庄教授发起的美国和加拿大留学项目的资助一样，对这一项目的资助只持续到了1990年代中，因为福特基金会这些赞助者们认为只有很少的项目留学生们最后回到中国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
在90年代中期，确实只有很少的留学生回来，但这一情况在不久后就发生了改变。今天，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在海外接受经济学训练后回到中国永驻。其他那些留在北美任职的人中也有绝大部分频繁回到中国进行教学，参与研究和研讨会等。
世纪之交，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已经转变成多数学生感兴趣的市场（“现代”）经济学。这一改变与上述的种种努力密不可分。当然还有其他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如世界银行一度举办了重大会议和项目来帮助中国改进经济学课程设置，这一努力包含了许多来自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学家的帮助。项目的许多学生靠自身的努力留学海外，也有许多留在中国继续市场经济学的学习。还有像黄达和茅于轼这样通过自学成才的优秀市场经济学家。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只涉及很少中央计划的市场经济。任何想对中国经济做出改善的人都必须要懂市场经济学。
有关市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邹至庄教授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贡献。一是他的著作《中国经济转型》，现已出到第三版。这本书在1986年初版时用作邹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的教材，也是最早出版的用作中国国内教学的教科书之一。
另一个要提的贡献是邹至庄教授帮助成立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协会（后来改名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协会是由来自普林斯顿，哈佛以及一些其他大学的十几二十名研究生在1985年创立的。
协会的早期会议在美国举办，一个美国大学典型的30人教室就可容下所有与会者。而在2005年协会20周年之际，协会在多个中国综合性大学的赞助下举办了多场会议，这些大学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与会者，还有很多教室被用作研究论文的发表会。彼时，协会的成员已经超过2000人，并且除了海归，还有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经济学者。
邹至庄教授在协会创立过程中与普林斯顿的学生们紧密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至今仍参与会议的各种事项。
上述的有关邹至庄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研改革做出贡献的简要历史不能涵盖他对经济学发展做的一切，甚至只是他为中国经济所作贡献的一部分。这只是强调了他在中国经济学教研改革这一可能是世界上发生的最快最完全的大学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国家的大学都是很保守的机构，像学科改革这样重大的变革通常需要花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但在中国，这一改变只花了20年。有许多国内外的人们共同努力促成了这一改变，而邹至庄教授从始至终都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