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科技界似乎传承了“以大为美”的古老传统，对名头大、投资大、目标大、阵容大的大项目崇尚有加。前不久，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在“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同时，“面向2030年，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
已经或即将实施的15个重大科技项目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健康保障，等。
这15个重大科技项目，相当于2030版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自2008年启动实施的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16个重大科技专项，堪称我国科技项目中的巨无霸，每个专项平均投资数百亿元之巨。截至目前，这16个重大科技专项估计累计投资数千亿元（因为具体数目一直未见公开，所以只能估计了）；至于其成效如何，只能说“有目共睹”了，你懂的。
投资如此之巨的重大科技项目（为方便阅读，下文把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项目统称“重大科技项目”）当如何定位？该如何立项、验收？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如何避免打水漂的命运？
本刊特约撰稿人李晗冰就此与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王柏岩对话，听一听圈内人怎么说。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有点像赌博。我自己也参与过重大科技项目，有的是项目论证，有的是负责其中的子项目。重大科技项目的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甚至数百亿，这么大的手笔，一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所谓战略意义，就是说，它是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或者解决人与自然重大冲突时的必然选项。
重大科技项目立项，除了有明确的目标愿景，还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我个人认为，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上马，不外乎这三种类型。一类是“抄”。比如说，国外搞转基因，我们也搞转基因；国外搞智能电网，我们也搞智能电网。总之就是国外搞什么，我们也跟在后面搞什么。
第二类就是“炒”，看谁能忽悠、会运作。某个部门或单位，他们想自己搞个大项目，就把本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几个院士发动起来，让他们给领导写信建议、呼吁。领导懂政治、懂经济，但可能不懂科技，他看完信后就相信院士了，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就下指示，然后下面“落实领导指示”——重大科技项目就来了。
第三类是“拼”，就是搞大拼盘。大拼盘有两种：一种是把看似相关或相近的项目集合在一起，东拼西凑、打包上阵；一种是把探索性研究和技术工程混为一谈，捆绑立项。
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打水漂的也不少。对于项目承担者来说，总能找到说辞。假如我搞个重大项目，肯定是许多单位参与、集体攻关，投入那么大财力、人力，搞了五六年、十来年，总能从里面挑出一些东西，或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包装一下交账。
最要命的一条，是从来没实行过问责。按道理说，搞了那么多重大项目、花了那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那些没完成计划的项目，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吧？当时给领导写信的是不是该说说？审批的领导是不是该引咎辞职？项目牵头人是不是该检讨？从来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