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想自杀。”1970年，新奥尔良。电极穿过24岁的“病人”B-19的头颅，伴随着“展示异性性行为前戏和交合”的电影，刺激脑隔区产生高潮反应。包裹特氟隆（聚四氟乙烯）涂层的不锈钢电极植入到他的九个大脑区域，并连接到一个供其操控的设备上。上面有着三个按钮，每按一下，电极就在他的大脑深处产生一秒钟的刺激。
这项“治疗”实验由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进行，它的目标只有一个：让B-19从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
现在我们都知道，同性恋不是病。但在20世纪初至70年代，很多人都曾坚信它应该被“治疗”。类似的“疗法”，甚至更加骇人的“同性恋矫正”手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有些手段直到近几年才被法律禁止。
在“同性恋矫正”的受害者名单上，“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和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无疑是最响亮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默默无名者遭受过各种打着“治疗”旗号的迫害，其中包括广受诟病的厌恶疗法（其手段有电击、注射让人产生恶心和呕吐的“阿扑吗啡”类药物等）。
试图野蛮干预人们性取向的“同性恋治疗”是医学的一段黑历史，而在这背后，还有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血泪。维也纳内分泌学家尤金·施泰纳赫（Eugen Steinach）是第一位使用手术方法试图“治疗”同性恋的医生。1917年，他阉割了一位同性恋男子，随后将死去的异性恋男性的睾丸组织移植在这位“病人”身上。在1916年到1921年间，他先后在11位男性身上做了这项实验。
由于免疫排斥反应，施泰纳赫的实验注定失败。
施泰纳赫之后，一位丹麦纳粹医生卡尔·瓦内特（Carl Værnet）也开展了令人震惊的“同性恋治疗”实验。1933年纳粹上台以来就将迫害同性恋者作为所谓在种族和文化上净化德国的道德讨伐的一部分。在针对男同性恋的逮捕、监禁甚至阉割等迫害行动中，他有机会试验自己的“激素疗法”，即将睾丸激素和其他合成激素注射进受试者的睾丸中，试图改变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取向。
在那个时代，有相当多研究人员认为同性恋一种“激素异常”的表现——男同性恋是因为雄性激素不足，女同性恋是因为雄性激素过多。因此，激素也成为了他们常见的“治疗”选择。甚至还有科学家建议用药物改变胎儿的激素环境，来预防同性恋子嗣的产生。而事实上，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在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证实，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睾酮或雌性激素水平并无不同。
在1952年，被发现是同性恋者的阿兰·图灵为免除牢狱之灾也接受了激素类药物己烯雌酚。而这种药物使用更是连名义上的“治疗”都算不上——事实上，它属于化学阉割，是对同性恋者的刑罚。这种雌激素药物让图灵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让他变得抑郁，在生理上导致性无能甚至胸部发育。
在“激素失衡”之外，同性恋也曾被人们认定为“精神疾病”，并被套用上种种激进的治疗手段。
在上世纪40年代，神经科学界著名的“黑历史”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正是兴盛之时。在那时，这种破坏性的治疗手段俨然成了治疗精神疾病的万金油，而被当做“精神病”的同性恋者们同样未能幸免。美国医生华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在职业生涯中共做了3439起额叶切除手术，大约有40%是在同性恋者身上。
在他的“经眼眶额叶切断术”（也被称为“冰锥疗法”，ice pick lobotomy）中，医生会用类似冰锥的仪器（被称作脑白质切断器），通过眼窝进入病人的前额叶区域，对脑组织加以摧毁。结果，这些危险又缺乏规范的操作给很多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们迟钝、麻木、神情呆滞，仿佛变成了“木头人”。
到了1950年代，额叶切断术终于逐渐被医学界摒弃。而在那之后，“电击治疗”依然伤害着更多同性恋者。
在1966年的朋克口述历史《请杀了我》（Please Kill Me）中，地下天鹅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主唱娄•里德（Lou Reed）讲述了一段60年代的经历：“他们将那玩意放在你喉咙下面，以免你吞咽舌头，他们还将电极戴在你的头上。这就是罗克兰县推荐的阻止同性恋感情的手段，而它的效果就是你失去记忆，变成植物人一般。”
除了电击和激素疗法，阿扑吗啡这样的药物同样被普遍应用，它能让人恶心并呕吐。服药期间，相关人员不仅向治疗者展示同性的裸露照片，还会播放带有侮辱性语言如“死基佬”这样的音频。1962年，29岁的比利·克雷格-希尔（Billy Clegg-Hill）死于药物疗法，他的死亡被其医生掩盖。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中，同性之间的性吸引其实都相当普遍，并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病态。1973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的名单中移除。虽然持续了数十年时间，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激进手段，但所谓“同性恋治疗”从未真正产生效果。寻访那些曾接受“治疗”的同性恋者，就会发现没有人真的改变了性取向，那些声称已经改变的人也只是在抑制自己的同性性行为而已。
各项研究均指向一个结论：没有有效证据表明性取向可以被改变。
随着同性恋移出精神障碍，以及同性权益运动的日益扩大，有关“治疗”同性恋的实验和疗法逐渐偃旗息鼓，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疗法给同性恋者带来的巨大伤害，例如抑郁、焦虑、自我厌恶、具有自杀倾向等。
不过，仍有小部分人甚至宗教团体坚持着“性倾向转变疗法”，例如心理学家约瑟夫·尼古勒斯（Joseph Nicolosi）和反同性恋基督教组织“出埃及国际”（Exodus International，2013年关闭并道歉）等。
如今，同性权益运动取得了重大影响，但在一些地区、一些人群中，同性恋依然被视为“异常”、“病态”甚至“罪恶”，针对同性恋群体的“矫正治疗”仍在悄然实行。在转变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的观念的道路上，我们依然要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