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第三啊？！噢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北京时间8月9日上午9：30分，中国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夺得了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铜牌，赛后她不改乐（dou）观（bi）本色，仍用快乐的表达感染了所有观众。一度以为自己无缘奖牌的傅园慧高兴地接受采访。运动赛事中，铜牌得主的欢乐并不少见。许多时候，你或许能够感受到他们表现出的愉悦更甚于银牌获得者。拿第三的人竟然比拿第二的人更加开心？
这只是个例，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还真有人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康奈尔大学和托莱多大学的研究者们就探索过银牌和铜牌得主对结果的满足度，并且分析了两者差异背后的原因。无论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运动员夺得奖牌时的心情受他/她如何看待这一名次的影响。在得知“我得了第X名！”之后，一种想法可能会开始在运动员脑海中浮现：“如果我……那就……了！”这种形式的想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十分常见。
它被称为“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认为，人类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当人们在思考过去已发生事件的时候，会进行心理模拟，用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进行思考。一个反事实思维包括两个部分：虚假的前提（如果……）和虚假的结论（那么……）。
回顾你的过往，你会发现自己产生反事实思维的经历往往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比较“正常”，人们会感到很容易接受，而当结果偏离正常区间较远时，人们便会更多的采用反事实思维。其次，事实离自己的期望越接近，反事实思维会越多，体验到的情绪也会更强烈。此外，负面结果可能引发的反事实思维比正面结果多，前提对结果的重要性以及前提改变的难易度等条件也会影响人们是否产生反事实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理模拟虽然是非理性的——事件的结果已定，并不会因你的思维而改变——但它却有助于人类与周围的环境建立更全面的主观联系，从过去的事件当中提取出愉快或有价值的信息。
反事实思维有不同的方向：当你想象过去已发生的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可能会出现比真实更好的结果的话，就是所谓的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ounterfactual），例如“如果我多买点这个股票，我就能赚得更多”。相反，如果你想象中可能发生的情形比现实结果更糟，例如“幸亏我已提前清仓，要不私房钱全赔光了”，那就是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ounterfactual）。
不同的反事实思维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反应。研究者发现，上行反事实思维多引发负面情绪，使人对未得到更好的结果感到后悔和自责；下行反事实思维则使人意识到已避免更坏的结果，因而产生幸福和满足等正面情绪。
你或许已经猜到，铜牌与银牌获得者在情绪感受上的差别，有可能源自他们的反事实思维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展开——也许在银牌获得者眼中，与“第二名”这一结果更接近的是金牌，而在铜牌获得者看来，与既得的第三名更接近的，可能则是根本无缘站上领奖台。在今天的比赛之后，决赛成绩并列第三的傅园慧就一度以为自己是没有拿到奖牌的第四名。在这个条件下，得知自己获得铜牌的她就更开心了。
研究者们假设，铜牌得主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而银牌得主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傅园慧在一个采访中满脸笑容地说：“虽然我今天没有拿金牌，但是我破了亚洲纪录呀！”便是下行反事实思维的一种形式（后来傅园慧发现她并没有打破该项目的亚洲纪录（然而依然很欢脱。那么，铜牌得主是不是真的比银牌得主更开心？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研究者们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请来了20名并不知道研究目的的人员，让他们对18位铜牌得主和23位银牌得主在刚刚得知自己名次后以及领奖时的情绪进行评价。另外10名评价者则评价了9位铜牌得主和13位银牌得主在接受采访时的情绪。
在评价者看来，无论是在刚得知名次（Immediate）还是站在领奖台上（Medal Stand）时，铜牌得主（灰色）和银牌得主（黑色）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铜牌得主表现得更开心。最后，他们还联系了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各种比赛中获得第二或第三名的运动员115人（铜牌55人，银牌60人），请他们直接对自己的情绪做出评估（从痛苦到快乐评分对应0-10）。
与假设一致，四种测量方式所得到的结果都指向一个推断：铜牌得主确实比银牌得主要更开心。而在这种现象背后起推动作用的，可能正是运动员的反事实思维。“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开心”这样的结论似乎很符合直觉，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常识”也是需要一条一条用精密设计的实验来进行验证的。而在这样的尝试下，推翻的“常识”并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并非只为了解释某个现象，而是要寻找“理论”，来解释一切符合条件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开心”的现象虽然简单，但在反事实思维理论的指导下，人们能解释涉及商业决策、组织管理、认知偏差以及情绪调节等领域的多种现象，一个理论带来的认知进步，要比对某个现象的理解影响更为深远。而这，正是每个科学家试图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