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科学》的读者可能更习惯柏拉图式的自然科学思维，相信瞬息万变的现实背后存在着永恒的规律，但不同于自然科学以发掘“永恒世界”中的真理为最终目的，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了解“变化世界”的具体现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何异同？在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为何重要？
在7月23日的第18期“理解未来”讲座上，著名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谢宇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下面是演讲全文。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但这是我第一次做讲座。
实际上我一直很怀疑我是不是能做这个讲座，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得很少，既然武老师讲过我以前用过爱因斯坦的名言，今天想给大家介绍苏格拉底的名言，当然出自于柏拉图之口，他说：“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don't know anything.” 作为古希腊最大的智者，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最近经常想到这句话，实际上知道自己不知道，要比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强很多很多。我今天要讲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
自然科学：源自柏拉图的思想我曾经学过科学史，科学史的主要内容是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史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物理史。在西方文化与科学史当中，有一个人特别重要，这个人就是我刚才讲的，讲过很多苏格拉底故事的人，他的名字叫柏拉图。柏拉图在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一个数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欧洲哲学最可靠的特征就是由关于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解所组成。西方文化这么多大学者，这么多科学家，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回答柏拉图的一个挑战，就是给他做注解。
从这一点来讲，他认为牛顿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科学家，他只是为柏拉图做注解；达尔文很重要，也是为柏拉图做注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也是为柏拉图做注解；西方文化哲学的反映就是回答柏拉图的挑战。柏拉图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当时也没有科学，那个时候只有自然哲学。那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柏拉图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和科学史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呢？
他的出发点就是怀疑。接受权威不是科学的做法，怀疑才是科学的出发点。
他的怀疑是怎么怀疑呢？当时很多人都说我找到了真理，我有真理，可是柏拉图就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理，我怎么相信你个人你说你有真理，我怎么能相信你？所以他从怀疑的角色出发。怀疑到最后，他最后就提出了一个两维的世界，他认为世界是有两个，一个是本质的世界（world of being），一个是现实的世界（world of becoming）。
现实的世界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并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生活中的世界，而本质的世界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他认为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真理的，你得到的是虚假的现象，而真理是永恒的，是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是现在有计算机，以前没有计算机他就会改变，真理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柏拉图认为，被证明是永恒的才能是真理。因为他的提法对科学、对真理的要求是永恒的，是没有载体的，他这样高的要求，就逼迫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找到你不能不接受的理论。你可以怀疑，但怀疑到最后你无法证明我的理论是错的，所以我们怀疑是应该有的，而真正的科学是经得起考验和批评的。
所以，有了柏拉图的这种理论后，才有发现（discovery）。发现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发现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真理是存在的，而科学家的理论并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以前就存在的规律。 所以柏拉图的提法不仅仅对科学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且给科学家一个希望：就是说这种法制是存在的，这种规律是存在的。
这种想法就叫类型逻辑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就是说我要了解真理，实际上不是了解具体的事情，而是了解这一类事情背后的原理。
在这种体系中，你只要了解一类现象，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但现实生活中的圆都不是完美的圆，你看到的物体也不是真正的物体，那么你看到现实物体与理想定律偏差，怎么来吻合呢？柏拉图很简单，他认为，你就把现实中的差异忽略不计，它是干扰我们的现实。理论基础是一样的，现实当中总是有误差的，我们看到的差距就是一种复制过程中的不完美的误差。
所以在柏拉图思想当中，这种差异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一种人为的，是一种复制当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或者有意扰乱我们思维的误差。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在何处呢？有人问我：“谢老师，那社会科学还有科学吗？都是变化不就没有科学了？”但没有变化并不是没有科学，因为总体还在，社会科学的科学所在当然还是有科学的。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应该随着研究者主观性变化而变化，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亲中国还是不亲中国的，你的政治观念都不影响你的社会科学研究，假如有影响那就不叫研究了。
社会科学有三个基本原理：我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遵循这三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变异性原理。变异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本质。我们研究都是在研究变异性，比如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研究生命，我们不去问为什么人死，人都是要死的。
我们研究什么时候早死什么时候晚死，这是一个差异性。另一个例子，收入，我们不去研究为什么有收入，我们是研究有的人收入多，有的人收入少，这是一个差距。所有的教育、健康、心理研究都是研究差异性，这是第一个原理。
第二个原理，虽然社会和人口当中有很多的变异性，但是我们对社会人口进行分组以后，就可以减少很多差异性，相对来讲我们会得到组与组之间的差异，而组与组之间有差异就说明我们分组就解释了一部分总体性的差异，或者说组内的差异要小于总体差异，控制组以后差异就相对少。
第三个原理，就是社会情景原则。前面讲的两点：第一，差异性，差异多少，不平等多大。
第二，组间有差异，比如说教育间收入差异，男女收入差异，男女之间的寿命差异，或者地区之间的寿命差异等等。这第三点就是说，这些组间的差异和总体之间的差异，实际上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随着社会情景的变化而变化。
技术的改革，政治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它可以改变收入的差异（社会不平等就讲这个），也可以影响男女不平等，也可以影响到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这些组间的差异和总体的差异的多少，都可能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而改变。
今天很高兴能跟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和学生交流，因为我真的觉得，不是因为我做社会科学才觉得社会科学重要，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做社会科学太重要了，而且我们太幸运了。
中国这几十年来正在进行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你们可能意识到，然而大家都很忙，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事情。中国社会从秦朝开始，就是很稳定的农业社会，每个朝代基本上政治体制、经济都没什么变化。但从80年代开始，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而且这个社会变化是一去不复返的，以后的中国再也不会像今天的中国这样。
我们会失去原有的中国，而这种变化是影响到多方面的，教育、收入、家庭、健康、社会心理、智商、文化，没有一样社会现象可能不受到变化，没有，这种变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们很幸运北京大学当时林建华做常务副校长，就答应我们支持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这就是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我们调查了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婚姻与家庭、人口流动与结构变迁、教育，教育包括学校和校外教育，包括智力教育和非智力教育，各个方面都有，包括身体与心理健康，个体智力与非智力特征及主观态度。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收集资料，而且我们对儿童的成长非常关心。我们样本分布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西部边缘地区没有能力收集资料，但是我们样本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追访率也很高，被访者应答率和配合率非常高。
所以我就来总结一下：CFPS是目前中国最权威、最全面的拥有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追踪社会调查。这些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下面给大家讲三个我的社会研究的例子，因此时间关系比较仓促我就介绍一下。第一个，收入不平等的趋势；第二个，同居；第三个，多代流动。
第一个，是讲中国不平等。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平等，而且相对来讲是过分平等的社会，美国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是增加的，这是世界性现象，就是收入不平等是世界性现象在增加，前几年出一个很有名的书，它就是讲现代社会不平等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很多社会都有上升的趋势和它的一种不可避免性和社会危害性，它讲了很多，很轰动，在美国是畅销书。但是美国收入不平等上升趋势远远低于现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迅速的上升趋势。
第二个，同居。周祥是我的博士生，第一个研究是和周祥合作的。第二个研究是和于佳，于佳来自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同居这个现象大家能够体会到，但实际上没有数据，因为国家没有收集这方面的数据。中国目前同居现象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受到教育比较高的人群当中，未婚同居已经成了大家能够接受的现象。
最后讲第三个研究，这是和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张春雷合作的，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就是说父母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到子女的社会地位。这种影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有。父母教育社会地位直接影响到子女，就像高尔顿发现父母身高会影响子女的身高，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它是统计性的，也是回归的。
因为种种原因，假如父母特别强，他们的小孩就不可能这么强，总体来讲平均值低于父母的程度，但是高于平均数，这就是回归。但我们研究中国的代际就发现另外一个规律，不仅仅父母对小孩教育和社会地位有影响，祖辈的教育和经济地位对小孩也有影响。
有一些他的祖父一代是非常好的，经济地位比较高，教育比较高的，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下一代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有的人认为这可能跟基因有关，有的人这跟家族文化有关，有的人认为祖辈对子女投资有关，可以教他读书，可以教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