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只蟾蜍肯定也比不过一只大熊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梁春平对我说。我们正走在一段全长二十余公里的柏油路上，早晨八点的阳光照耀着溪流、露水、斑羚、山椒鸟，不远处还有几匹成年马带着一只小马驹吃草。一切符合我们对驯服荒野的完美想象——但就在这条路上，每年大约有6000只两爬动物被车辆压死。
那天早晨，我们就发现了5只新的尸体。灰色的躯壳平摊在水泥路上，一不留神就会错过。平均来说，这些尸体会存在大约36小时，然后消失——也许是被车轮碾到无法辨认，也许是被其他动物吃掉，也许是被雨水冲刷走了。没有人知道，除非我们之外似乎也没有人在意。
“不是死亡的迷乱，反倒整洁有序。此景的恐怖程度温和适中，规模严控在局部，从这株麦草到那片薄荷。悲伤得以隔离。天很蓝。”
这里是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第一批成立的熊猫保护区之一。它的名字和熊猫不可分割——但是，这322.97平方公里的山林水泽中，却又不仅仅只有熊猫而已。
松鼠会的Fujia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11年牛津大学动物系的面试题问，“如果只能保护一种动物不灭绝，你选择熊猫还是蜜蜂？”当时有个女孩回答：熊猫，因为它们太萌了。众考官稳坐等她讲完笑话开场后继续阐述，但她却瞪大眼睛表示她已经回答结束了……我听完这个故事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萌还不够吗？好看还不够吗？人类为了无生命的萌物已经花了那么多钱，总不能说有生命的反而要被歧视吧。
也许动物确实只需要萌就行了，我们的宠物猫早已不需要抓老鼠，宠物狗也不需要能看家。也许大熊猫只是抽象的萌的化身，它收获的宠爱也不会有丝毫改变——但它不是。熊猫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物种，是生活在陕甘川广泛森林里的真实生命。蜜蜂，金丝猴，斑羚，铜蜓蜥，箭竹，杓兰，甚至是不起眼的蟾蜍，也全都一样。题目是残酷的，但现实中我们也真的要二选一吗？真的要比较熊猫的萌和蜜蜂传粉的经济意义谁大吗？难道没有兼顾的办法吗？
也许有。但是根本上来说，这不取决于熊猫，也不取决于蜜蜂或者蟾蜍。它取决于人。
搜索四川王朗，出现的很多条目是旅游攻略。作为景点它远不如同在四川的九寨沟闻名——但是它们却因为熊猫而联系在了一起。九寨沟和王朗保护区紧紧相邻，王朗早在1965年就成立了保护区，而九寨沟在1966年才刚开始森林砍伐。一位工作人员说，王朗保护区设立如此之早还有其他考虑——当地党委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将林业掌握在地方而非国家手里。
“当年的时侯，国家砍伐森林，砍完就走了，地方确实能获得短期就业收益，但长期怎么办？”
熊猫成为了九寨沟转变的契机。1978年，根据国家林业总局《关于加强大熊猫保护、驯养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批准了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九寨沟的林业采伐也在此期间逐步停止。十年后，九寨沟已成著名景点；1992年更是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15年，九寨沟年接待游客量突破500万人次。对紧邻的王朗保护区，想来会有影响吧？
“采药。”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蒋仕伟的这个回答倒是令我有点意外。“不然游客买的那么多土特产是哪里来的？”四川省旅游的核心线路之一是所谓“九环线”（成都-九寨沟环线）。王朗保护区位于九环线北部，被九寨沟和黄龙两个重量级景区包围。两大景区本身面积有限，又有监管，出售的土特产如果不是批量生产的冒牌货，那多半采集自周围更广泛的区域而非景区本身。
“其他地方来的采药人要比本地的更加糟糕。”梁春平说。“当地居民的家就在附近，采完了就回去了。山那边过来的，得在山里住一段儿，总得吃饭吧？总得烧柴火吧？这一就地取材，对环境的影响更大了。”
2016年2月，绵阳到九寨沟高速公路开始施工。等6年后通车时，预计成都到九寨沟只需4小时，比现在缩短了一半还多。绵九高速将通过王朗所在的平武县，带来的游客照理说应该意味着可观的收入——但蒋仕伟似乎对此忧大于喜，他在开会的时候说，要对高速公路带来的可能冲击提供预案。
梁春平告诉我，王朗的旅游业是外包给成都市的旅游公司的，“说是给我们门票分成，实际上一年也就几万，还根本没有落实到位，比早年间我们自己负责旅游的时候差远了。”当初因熊猫而得以留存的，如今却令熊猫保护者们发愁。这也可以理解：经济的发展比环境的变化更加不可预料。不管怎么说，九寨沟的巨大经济贡献总可以部分归功于熊猫；那九寨沟和蜜蜂比起来谁轻谁重呢？是不是都显然要比6000只蟾蜍更重？谁来计算，谁来决定呢？
亚历山大·蒲柏写道：“自然的链条无论你击打哪一环，第十或者第十万都将令它断裂。”今天我们知道自然生态的面貌远非如此简单，更不至于如此脆弱，但至少有一点他说对了：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孤立存在于世界上（当然，人类也不例外）。反过来说，如果一种举措只能保护单一物种，甚至要让它和其他物种对立，那它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
自卡尔·林奈1753年创立双名法以来，近三百年间人类科学命名并描述过的物种共计约1735022种。经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过生存状态的合计82845种，其中有23892种处于“受威胁”状态。单独保护每一个物种是不可能的，但很多物种共享同一片栖息地，拣出一个为代表，就能笼罩所有物种。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代表物种被称为“伞护种”，熊猫就是其中一员；它庇护着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广大林区，过去是一个个分立的熊猫自然保护区，未来将合并为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或许还会顺带诞生几个新的九寨沟或者黄龙。
这当然还不够，爱德华·威尔逊甚至主张我们留下“半个地球”——将陆地面积的一半划为保护区。
不管怎么说，景点终究是副产物。保护的最理想状态不是干预，而是抵消已经发生的干预。“按道理，我们都不该在这里。”刚刚卸任的保护区前局长陈佑平对我说。“最好的保护区是没有人的保护区。”
可是早在保护区建立前，人已经在这里了；早在环境运动诞生前，人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有些保护主义者（比如斯图亚特·布兰特）是生态移民的强烈支持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偏远山区就不适合也不应该有人居住，迁出大山对人和对动物都会更好。但就算这样做合乎伦理又能够实现，那迁离之前呢？此刻正在这里生活的人，该怎么办呢？
“王朗保护区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实是当地人放牧的牛马。”梁春平说。“目前王朗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头牛，加上马超过两千；这还只是各家上报的数字加和，实际上有多少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放牧？莫非那几匹吃草的马不是野生的？结果果然不是。他解释说，王朗的原住民属于白马族，被划定为藏族的一支。白马王朗的放牧方式非常随性：让牛马在山里自行吃草，每个星期进山用盐吸引牛马聚拢，检查一下状况，仅此而已。只有在出售的时候才会赶牛马进栏，剩下时间完全不管，连交配繁殖都放任自流。“更懒的人家可能十天半个月都不来看一次。”他说。
从前在我的想象里，放牧就是田园生活的代名词，就是融入自然和谐共处；甚至当我亲眼见到王朗的景象之后，都不觉得有任何违和。但真实世界是残酷的：这里不是温带草原，不是这些家畜祖先的生存环境，每一头牛马在这里都是入侵种，都影响和挤占了本来物种的空间。
王朗每一头大熊猫就对应30头牛马，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值得骄傲。它们不但直接啃食林下植被，和其他食草动物竞争，还间接影响了竹子的生长。和其他熊猫生存的保护区不同，王朗的竹子种类相对单一，大熊猫主食的只有缺苞箭竹（Fargesia denudata）这一个物种；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者调查了王朗缺苞箭竹的生长情况，173个样方中有37个受到干扰，其中31个是放牧所致。
放牧当然该管。但尴尬在于，有责而无权。“保护区行政级别太低，成立都50年了，到现在还只是个股所级。”蒋仕伟说，“放牧的事情保护区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多次，请求解决，最后也是种种原因没办法。”
“但是以前不也有放牧的吗？”我问。“以前有只有十几头牛在保护区，但过去十年来严重得多了。”梁春平告诉我。
原来，大约十年前绵阳市政府打算推进王朗的生态旅游，当时就提出要处理放牧问题，自然而然的方案是按牲畜数量支付经济补偿。接下来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征地闹剧如出一辙：消息走漏，统计尚未完善，当地居民趁机大量购入新牲畜以求获得更多赔偿。最终补偿计划无疾而终，但牛马却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
这样的故事遍布大江南北，无甚稀奇，唯一的区别是，征地拆迁留下的劣质楼房只是立在那里占地碍眼而已，而牛马却每天都在啃食植被。梁春平说，“九寨沟那样的景区，可以给牧民一个月发八百块钱当做不放牧的补贴。我们不算缺钱，但也没那么有钱。”
我们边走边谈，一头牛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央的前方不远处，路的右手边是一汪满是蝌蚪的小池塘，左侧则是一小块草坪。草坪近侧有一长条深绿色的塑料布，像围栏一样立在地上很是显眼，它的周围还有一圈有点可笑的小篱笆，看不出有何意义。梁春平告诉我，这是一个两栖动物陷阱样方。监测期间他们会每天检查桶里有没有收获，如果有的话就给它装上微型胶囊标签然后放走；监测期结束后就会把桶盖住，以免误伤。
“本来这个陷阱是放在更开阔地点的，想检测道路对这一带两栖类的影响，但是总被放牧的牛踩坏踢坏，我们只好把它塞在这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梁春平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掷向路中央的那头牛。石头打中了它侧面，但牛毫无反应。过了一小会儿，它才抖了抖身子，转身走向远处消失在林间。
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有点想捡起一块石头。认为熊猫重要，而牛马不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困难的立场。它是否等于承认物种间是“不平等”的呢？在何种意义上能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更加宝贵呢？
演化生物学家也许会说物种是平等的，每一个物种背后都有同样漫长的生命史。但生态学家就必须承认，不同物种在生态系统里的地位各不相同，有些决定了食物网的能量传递关系，有些控制了其他物种的数量结构，有些覆盖了重要的多样性热点，而另一些则不能。
而最后，保护生物学家会说，熊猫超越了以上一切。它的形象出现在所有周边里，它是所有珍稀生物的比较对象，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它是一个“旗舰种”。一个特别萌的旗舰种。
但哪怕有这一切理由，我依然没有想好应当如何回答牛津动物系的那道面试题。保护野生熊猫就能让人们保护它所在的山林，关注野生熊猫就会引领人们关注整个动物保护事业。可是蜜蜂也在为人类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还在维系着许多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哪怕从最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也无力断言谁的价值更大。我想象考场上的我也许会怯生生地抬头看一眼考官，问，“真的不可以两样都选吗？”
也许其实是可以的。王朗有个名为“熊猫蜂蜜”的尝试恰好就是这样——借熊猫的声名来保护本地的中华蜜蜂。但也许这还是太依赖熊猫的象征意义了，而成为象征永远是有风险的。局外人很难判断它什么时候代表了它所应代表的东西，而什么时候只代表了它本身。对熊猫而言，后者的场合尤其常见。
“现在他们就是把熊猫当宠物养。”一个生态学家朋友曾这样和我发牢骚。“他们”指的是一些把熊猫卖萌作为唯一宣传点的动物园。网络上随处可见熊猫在地上懒散地滚来滚去的动图和小视频，但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是熊猫呢？
在进山的路上我听到一个说法：虽然王朗保护区有66只大熊猫，可有的护林员巡林三十多年了还没见到过一次活的。我向陈佑平求证，他笑笑说这当然是夸张了，但是野生熊猫爬山速度确实人无可匹敌。
“要怎么才能看见熊猫呢？”
“除了在出没地点碰运气，没啥办法，你又跑不过又追不上。”
潘文石教授在《继续生存的机会》一书中提到，卧龙保护区圈养大熊猫每日进食竹茎竹叶量平均只有3.1千克，相比之下1987年捕捉到的一只野生大熊猫“杉杉”在放归前短暂的饲养期内，平均每天进食的竹笋是这个数字的17倍！哪怕以1/3的比例将竹笋折算为竹茎叶，这也悬殊得可怕了。
究其原因，圈养大熊猫几乎总是能得到精饲料投喂，往往有大米、白糖、牛奶、鸡蛋乃至肉类，这些东西和竹子的营养含量天壤之别。野生熊猫每天要花费10小时以上、爬几千米到十几千米的山才能获取的营养，圈养熊猫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二者表现出的行为不可能一样。
类似地，野生熊猫两年繁殖一胎，毫无问题地生存了数百万年；圈养熊猫脱离天然环境导致繁殖出了障碍，反而连累野外种群得到了“性冷淡”之名。
人工繁育熊猫很有价值，不但让所有人都能见到萌物，也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熊猫解剖和生理的了解。但是熊猫是演化的产物，将它从它所诞生的环境中剥离，就失去了它的生态意义。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物种的诞生——家熊猫；它正在被人驯化，正在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基因，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终有一天它会和野生熊猫分道扬镳。
而野生的熊猫将始终生活在川陕甘的竹林间，伴随着斑羚、箭竹、蜜蜂和蟾蜍，直到灭绝的那一天为止。
在王朗，我第一次见到了野生熊猫的粪便。新鲜熊猫粪便是淡黄绿色的，许多几厘米的长条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被砍成小段的竹子一样——事实上也差不多。作为食肉目的成员，熊猫肠道特征原本不适合消化竹子这样纤维高营养低的食物，但它依靠大量进食解决了这个问题。熊猫吃下的竹子并不完全咀嚼，排出的成段竹茎形状和长短几乎不变，只提取其中最容易吸收的那部分营养。
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死胡同”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概念。熊猫在食性上几乎掉转了一百八十度，成为整个食肉目里唯一一个天生素食的成员，所花的无非几百万年演化时间；如果没有人类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竞争栖息地，它至今还会活得很好。（在秦岭南麓，农业生产上限在海拔1350米，熊猫分布的下限也是1350米，这并不是巧合。）
演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说，熊猫的身上展现了“过往历史对不完美现实的奇异掌控”。它的身上带着太多过去的食肉特征，它的全部生活方式都是对这些特征的妥协。但是，它活下来了，而它同时代的许多动物却没有；它虽没有食草的肠道和菌群，但它赢得了时间。它是一个矛盾的奇迹。
如果再给它几百万年时间，它也许也能获得食草动物那样的完整消化系统；再给几百万年，它也许能诞生一个全新的庞大类群；再给几千万年，其中甚至可能出现智慧生命。的确，每一步的概率都很低；但是生命演化到今天三十八亿年，哪一步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如果我们回到六千五百万年前，谁能预料到那些在恐龙阴影下逃窜的小小动物将成为今天的我们呢？
研究者猜测我们之所以喜欢熊猫，是它圆滚滚的幼态特征让我们联想到人类婴儿。但是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同样受困于自己的过往历史，而我们也同样在挣扎着活下来。熊猫正在从肉食向素食转移，而我们则在从自然向文明转移；我们的躯体和心智基本还在20万年前的非洲草原上，可却要面临现代的人口密度、现代的技术和现代的社会结构。熊猫最最大的威胁是人，我们也一样。
有人说熊猫注定要灭绝，说熊猫是演化的死胡同，说一切人类努力都是徒劳；恰恰相反，我想。熊猫是我们的底线。它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也是我们的问题；探索它的命运，也是探索我们的命运。它的身边依然有千千万万的物种需要关注；但如果我们连熊猫都无法拯救，那么我们将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