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是星期一，像往常一样，54岁的埃琳娜·卡塔内奥（Elena Cattaneo）在自己实验室里。电话响起，是她的助理。他说，“有一个消息，你最好先坐下再听”。卡塔内奥随后发现，自己收到了150万欧元。她从未见过或听说这个弗兰科·菲奥里尼（Franco Fiorini），而现在，他却留给了她相当于1100万人民币的一笔财富。真真切切，不是恶作剧。
埃琳娜·卡塔内奥是意大利药学和神经学教授，也是意大利终身参议员。捐钱给科学机构或者研究项目，常见。指定捐给某个科学家，罕有。为什么是卡塔内奥？当然，她是顶尖科学家。许多意大利人都知道米兰大学这位著名的药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但这次的捐款——用意大利神经学家图利奥·波兹安（Tullio Pozzan）的话说——是科学传播的胜利。
故事要从七年前说起。那是关于一个“干细胞新疗法”的漫长战争。
2009年，意大利的一个私人组织“耐力基金会”（Stamina Foundation）开始向绝症病人兜售一种干细胞新疗法。从人的骨髓中可以收集到干细胞，但这些干细胞通常只能分化为脂肪细胞、骨细胞和软骨细胞。这一次，耐力基金会创始人达维德·万浓尼（Davide Vannoni）宣称，从患者骨髓收集来的干细胞，经视黄酸处理后，可分化成神经细胞和多种组织。
将这些混合细胞再注射回原患者体内，可以抗感染、消炎症、促进血管生长；能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肌肉萎缩症、脊髓性肌萎缩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治的万灵药。听上去很美，然而，没有证据支持这些临床疗效。万浓尼并非医生，不是生物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曾就这个“干细胞疗法”发表任何一篇经同行评议的论文。
2012年5月，意大利药品管理局（AIFA）检查了耐力基金会位于布雷西亚（Brescia）的实验室，发现实验室管理混乱，根本无法保证培养出来的细胞不受污染，还有实验方案语焉不详，缺乏患者随访等等问题。为保护病人权益，意大利药品管理局随即关闭了耐力基金会的实验室，禁止他们继续“治疗病人”。
在意大利，法律规定了绝症病人在无药可医且情况紧急时，可以使用尚未被批准的疗法，这叫“关怀使用”（compassionate use），费用由政府买单。这些法律的目的，本是让绝症病人能得到及时救助，获取一些还没走完审批流程、但已被卫生部门初步判定为“有疗效”的治疗。然而，意大利的法律体系里缺了一个东西——意大利版的“道伯特标准”（Daubert standard）。
这个标准来自美国法律体系，要求法官身为“看门人”，必须按严格标准来决定哪些“专家证言”和“科学证据”可以成为呈堂证供。不幸的是，意大利没有本土版道伯特规则，在法庭上，“科学”、“专家”、“疗效”的标准模糊不清，这就给了耐力“运作”的空间。在耐力基金会召集下，一些将耐力的干细胞疗法视为最后希望的患者集体抗议并诉诸法律。起诉的450位患者中，逾半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多家意大利地方法院判定，患者有权接受来自耐力基金会的细胞和治疗。
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法院强制治疗，带来了这个干细胞疗法的第一篇正经研究论文——2012年10月，Burlo Garafalo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在《神经肌肉疾病》（Neuromuscular Disorders）期刊上表示，五名I型脊髓性肌萎缩儿童在接受耐力的干细胞治疗后“没有改变病程”，换言之，治疗无效。
万浓尼对此的回应是，失败原因是医生的锅，医生不懂用他的混合细胞。就是在这时候，卡塔内奥忍无可忍，从“关注者”转成了“行动者”。她自己就是干细胞研究者，在米兰大学研究亨廷顿氏病。她深知，目前还没有将骨髓细胞转化成神经细胞的可靠办法。如果耐力基金会真能做到，就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但他们在自称“我能”的同时又拒绝公布具体技术细节——科学家的本能反应是，这很可疑。
在科学共同体里，卡塔内奥找到了战友。
她联系上了同样做干细胞研究的另两位专家保罗·比安科（Paolo Bianco）、米歇尔·德卢卡（Michele De Luca），再加上卡塔内奥长期合作一起研究的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吉尔伯托·科贝里尼（Gilberto Corbellini）。在媒体不报道，医生不合作，政府机构不上心的情况下，2012年冬季，这群科学家们开始战斗。战斗计划分四步：第一步研究耐力的疗法细节。收集安全和疗效方面的证据。
他们发现，2010年美国专利局就已经拒绝了耐力的专利申请，理由之一是所述方案不太可能得到那些分化的细胞。不止如此，耐力造假的证据也浮出水面。第二步调查耐力基金会。结果发现，这个自称私人慈善组织的地址，是一家商业公司Medestea。Medestea公司还曾因为给膳食补充剂做误导性广告而被罚款。
科学家们还发现，万浓尼在不断游说官员和议员，要将这个疗法纳入健保由国家健保资金给付，同时还要政府部门不监管这个疗法。第三步持续发声，保持清晰和理性。找患者——给患者组织写邮件，逐一回复患者们的疑虑。找医生——联系耐力基金会的合作医院，经沟通，许多医生主动和耐力基金会结束合作。找媒体——每周都给报刊写评论，接受采访，提醒公众这种“新疗法”缺乏科学依据。
电视媒体除外，因为科学家们发现，电视节目容易被情感淹没，不适合提供理性证据。找政府——科学家们一起准备了关于这个疗法的至少6种卷宗，几十个ppt。其中一个卷宗就长达40页，他们用尽渠道、递交给每一个能联系到的官员。同时，他们天天找意大利医疗口的警察沟通。第四步坚持坚持再坚持。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科学家们在人力、财力、广告宣传和政治势力上都不占优。好几次，耐力基金会在舆论、政治或商业上占了上风。
科学家们只得不断碰头，商讨新的战斗计划。
2013年3月，在万浓尼没有提供体外细胞实验结果，没有提供动物实验结果的情况下，时任意大利卫生部部长雷纳托·巴尔杜齐（Renato Balduzzi）允许耐力基金会继续“治疗32名终末期病人”，其中许多甚至是儿童。尽管卡塔内奥等人联系到十三名科学家，共同署名发表了一封给巴尔杜齐的公开信，呼吁他尊重科学证据，不要批准可疑疗法，但巴尔杜齐没有改变主意。
2013年5月，在患者压力下，意大利国民健保和议会同意资助耐力基金会390万欧元（约2889万人民币）来研究这个干细胞疗法。万浓尼春风得意，说这场纷争给他带来了9000名新患者。他还呼吁法律进一步放松监管，好让他扩大治疗范围。万浓尼高兴得太早了。390万欧元研究基金，没那么好拿。万浓尼此前对于如何制备注射用细胞总是讳莫如深，但在临床试验要求下，他不得不提供自己制备细胞的方案。
意大利卫生部任命的科学委员会迅速发现，按照万浓尼的方案，最终出来的细胞不但不能确定种类，而且不清楚有无受病原体污染。委员会还检查了耐力基金会此前冷冻起来的制备细胞，发现全是血细胞，没有一个神经元——这种玩意不可能治疗神经疾病。
2013年8月，时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任命卡塔内奥为终身参议员（senator-for-life），以表彰她在促进科学上的贡献。对卡塔内奥来说，这个任命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她将成为科学界在政界的战斗前锋。她做到了。卡塔内奥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参议院调查耐力基金会。
经过25场听证会，政府收集到了一些关键证据——假如没有政府介入，这些一手资料外人根本无从获得。2013年10月，耐力基金会的临床试验被叫停。2013年12月，意大利卫生部宣布，此前接受耐力基金会方案治疗的32名病人，状况没有改善。对于耐力基金会的调查又持续了半年。期间意大利卫生部还任命了全新的科学委员会——所有曾公开反对过耐力基金会的科学家都以“带有偏见”的理由被撤换。
但新委员会调查后，仍然得出了一样的结论——万浓尼的“疗法”，根本无效。
2014年4月，万浓尼被意大利检方以欺诈公款罪提起公诉。2014年8月，意大利都灵法院判决耐力基金会必须停止一切“治疗”，并收缴了他们的一切设备。2014年5月，欧洲人权法庭裁决，即使是“关怀使用”的疗法，也必须有科学证据支持。从此以后，绝望的患者，不会再轻易被欺诈，被利用，被盘剥。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
回望这场战争，转折点出现在科学家入场的时刻。他们自带干粮，坚持两年。即使面对来自耐力基金会的诋毁，即使被患者误解成“阻挡救命疗法”的恶人，即使收到辱骂恐吓信，即使自己所在的大学被电邮轰炸、服务器被黑客攻击，即使自己实验室附近有身份不明者徘徊不去……也永不放弃，永不屈服于那种“够了，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的感觉。
两年里，为了答疑解惑，这群科学家们不曾拒绝任何一个关于耐力基金会的讲座邀约——无论邀请方是社团、患者组织、教师学生还是别的什么人。卡塔内奥、比安科、德卢卡这几个领头的科学家，每人都牺牲了60-80周的实验时间——他们虽然在夜里努力加班，也还是失去了许多做研究、发论文的机会。
2014年，卡塔内奥、比安科、德卢卡三人一起荣获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的公共服务奖（Public Service Award）。实至，名归。
当硝烟散尽，卡塔内奥终于可以回归实验室。她在《自然》上撰文回顾这场战斗——“科学家最喜欢的事，当然是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但有时，他们也必须在别处挺身而出，哪怕这意味着收到恐吓信并错过基金的申请期限。
当意大利的健保系统和病人们的利益被过松的临床标准威胁时，有些人就会离开舒适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去为循证科学而战，我们亦是其中一员。”捐赠者弗兰科·菲奥里尼，可能就是被卡塔内奥的这场战斗打动。菲奥里尼是个内向的人，他没有近亲，朋友很少，身体也不太好，幼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导致部分瘫痪。成年后，他给建筑公司当会计师，49岁时就提早退休。2016年初，他得了严重的感染，在病榻上，他写下了遗嘱。
他于5月9日去世，享年64岁，遗嘱随后公布，非常简短，“我所有财产均留赠埃琳娜·卡塔内奥博士，由她自择善法，用于科学研究”。这场干细胞疗法之战，受益者包括许多瘫痪病人——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干细胞疗法深怀期待，也因此特别容易轻信上当。身为小儿麻痹症受害者，菲奥里尼也许一直默默关注着相关进展，因此读到了科学家们未曾间断的呐喊。
受菲奥里尼所托执行遗嘱的律师说，菲奥里尼热爱阅读，“他总在读东西，图书或者网页。”是什么让他将所有财产遗赠卡塔内奥？斯人已逝，卡塔内奥永不能听他亲口说出原因——可以猜，但永远无法确定。她的另一件憾事是，不能为此当面向他道谢。善用善款，也是一种道谢。卡塔内奥计划用这笔钱资助意大利的年轻研究者。这一份善意，起自科学，也将再流向科学。而这一场科学传播之战，终于有了最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