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对英国当时重文轻理的精英社会而言，犹如当头棒喝。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斯诺的提出这个话题在当时引发的广泛争论，至今仍然绵延不断，不时地得到人们的回应，影响深远。1905年，斯诺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靠两份工作维持生计，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小生意，但并不顺利，这让他们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也许正是因为少时的贫困，造就了斯诺之后的多种才能。此外，贫困对斯诺以后的专业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开始他立志做一名小说家，但为了生活更有保障，他在大学选择了化学专业，并继续攻读物理学硕士，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攻读博士。25岁，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
在剑桥，他主要研究简单分子的红外光谱以及复杂大分子的晶体结构。斯诺曾和同事发现了一种提取维生素A的方法，这个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然而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错误，论文被撤稿，这让斯诺有很大的挫败感。在做物理研究员期间，他开始发表小说，彼时，他的第三本小说已经被接受。于是斯诺开始将精力转移到写作上面。
事实上，斯诺在20岁时就写了第一本小说，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系列小说“Brothers and strangers”（台湾译名为《陌路与手足》），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斯诺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很自信，觉得自己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最终他没有获得诺奖，倒是娶了一个小说家妻子。除了科学与文学两大领域之外，斯诺还参与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在大学做研究员期间，他就参与了行政管理并担任校媒的编辑工作。
二战期间，他在英国皇家学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科学资源调度。在英国劳工部担任技术人员主管，他还帮助挑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英国专业人员。因为这些经历，战后斯诺离开了剑桥大学，成为了政府的科技顾问。他先后担任过英国电力公司科技人事主管，英国技术部上议院的政务次官等，参与了大量的科学政策的决定。斯诺对科学、文学两大领域都很熟悉。他常在白天和科学家一起讨论科学，晚上则进入到文学家的沙龙探讨中。
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两种文化的隔阂。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瑞德讲座（The Rede Lecture），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由此引发了多年激烈的争论，也让斯诺这个名字一再被提及。斯诺认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对过去，而科学则是面对未来。
文学家觉得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对文化不了解，而科学家又会觉得文学家的想法太厌世，是病态的，甚至这种厌世和病态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背后的原因之一。斯诺为两方分别进行了开脱，当然在开脱之余，斯诺批评了整个文学界对于科学的无知，同时也批评了科学家把书仅当作工具，以及对工程的轻视。不管是科学家没读过莎士比亚，还是文学家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斯诺的眼里这都是不对的。
最后，斯诺将矛头指向了英国的教育系统，认为这一体系过于强调专业化。英国当时是一个重文轻理的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常常从事文艺相关的工作，斯诺以美国和苏联作为对比，呼吁增加科学教育和人才的比例。斯诺之所以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回归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上面进行理解。斯诺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可以帮助本国穷人，还能够帮助全人类最终消灭贫困。
在一篇名为《贫与富》的文章里，斯诺专门分析了怎样帮助非洲、拉美等贫困地区发展科技和工业。他希望，通过两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最终帮助人类解决贫困问题。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隔阂问题的57年后的今天，时空转换，世界情形已大不同。新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脑科学（比如，记忆、学习、同理心、情绪等机制）作为桥梁，已拉近了科学（生物、化学）与人文（心理现象）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强调科技创新，也许科技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人文反倒可能被忽视。斯诺批评了反工业化以及崇尚自然生活方式的卢德派。面对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生活方式的异化，人文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生活的本质和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卢德派的主张倒不失为一个提醒；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的确如斯诺所言，帮助了穷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却没能解决贫困问题。
科技只是提供了可能，但是否一定适用，仍因人而异，与文化密切相关。应用科技来解决贫困问题，其实是个科学之外的问题，这也是斯诺呼吁的科学和人文应更加紧密结合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