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深刻改变了拉达克牧民与藏野驴的关系。1962年10月，一场战争在中印边界打响。解放军迅速击溃印度军队，然后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战争之前，中印在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上冲突不断；战争之后，中印对峙多年，直到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才为边境问题重开谈话。令人惊讶的是，这场战争也许是拉达克（Ladakh）东部的牧民与藏野驴冲突的起点。
拉达克位于印度北部，东与中国西藏接壤，是世界上最崎岖、最荒芜的山地之一。拉达克分为两个区，卡基尔区（Kargil District）在西，列城区（Leh District）在东。列城区幅员4.5万平方公里，面积与可可西里相当，海拔、地形和植被也与可可西里相似。藏野驴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拉达克是藏野驴分布地区的西端。
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当地的藏野驴数量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动物学者福克斯（Joel Fox）估算整个拉达克也只有1500头。这与历史情况相比差别很大。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大英帝国的斯托克利中校（C. H. Stockley）游历拉达克时，藏野驴还到处都是。但似乎从八十年代开始，拉达克人觉得自家草场上的藏野驴越来越多。与他们的祖辈不同，这次，他们非常不高兴。
藏野驴是很有“个性”的生物：头大得出奇，鬃毛短而硬，耳朵竖直，毛色斑驳。藏野驴是最大的一种野驴，强壮而整洁。它的四肢和身体下侧，包括颈下方白色，耳朵内侧和口鼻端也是白色。在背脊上，一条深色条纹从鬃毛处一直延伸到尾端，它尾巴上有一簇黑色细丝状的毛。
2004年，印度动物学者纳贾尔（Y.V. Bhatnagar）对列城区东部的藏野驴做了调查。在春季的样线调查中，他记录到181群藏野驴，总共365头，平均每平方公里0.24头。而2004年该区域有21万头牲畜，平均每平方公里11头。在藏野驴和家畜组成的食草动物群体中，藏野驴只占2%，而光是山羊就占了57%。如果换算成消耗的草料，藏野驴不过吃10-11%，家畜吃89-90%。
打猎、开矿和战争，导致藏野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数量大降。战后一代的牧民见惯了低密度的藏野驴，以至于八十年代初藏野驴数量开始恢复，就控诉藏野驴破坏草场。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量藏野驴为了逃避中国一侧的猎杀涌进拉达克。战争之前西藏牧民的涌入已经挤占了草场，藏野驴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牧民甚至要求政府“将藏野驴赶回西藏去”。
在牧民眼中，“超量”的藏野驴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全球市场对山羊绒的需求也大大刺激了拉达克的畜牧业。传统上，95%的山羊绒用于和周边地区的物资交换。而在过去三十年间，拉达克政府着力发展山羊绒产业。兽医服务大大降低了幼崽死亡率，而山羊绒单产并没有多大提高。也就是说，要增加山羊绒产量，必须增加山羊数量。
牧民与藏野驴之间的冲突集中在局部的关键资源，因而管理措施应该是小尺度的，针对局部的特定情况。办法可以有很多：监测藏野驴的种群数量变化，详细调查冲突高发的区域，设计合适的补偿项目、缓解牧民的损失，研究藏野驴竞争是否真的影响山羊绒的生产，停止在草甸周围建立围栏，等等。
尽管牧民和地方政府控诉藏野驴“太多了”，但藏野驴的问题根本不是“数量过剩（overabundant）”。其种群数量超出生物承载量（Bi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对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比如植被结构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外来物种的入侵等等。而在干旱的羌塘草地上，并没有证据表明是藏野驴破坏了草地，相反，过量的牲畜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藏野驴和家畜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两者之间的食性相似。问题不仅是藏野驴草地能养多少动物，还有牧民能容忍多少藏野驴。利益相关群体能接受的数量（Stakeholder Acceptance Capacity），或者说文化承载量（CulturalCarrying Capacity），是野生动物管理的另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往往被忽视，但往往决定了许多与牧民共存的野生动物的命运。
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野生动物接触的经验，都会影响到牧民的容忍度。
战争之前，高原牧民与藏野驴共存了上千年；战争之后，牧民越来越难容忍甚至低密度的藏野驴。藏野驴的冬季集群，牧民心理参照系的变化，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牲畜，乃至不断攀升的山羊绒价格，都让双方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藏野驴有着拉达克同胞类似的经历。
它们数量不少，没有灭绝风险，虽然种群数量并没有严谨的调查和监测；牧民普遍抱怨藏野驴与家畜竞争草料。任何一个国家成熟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都会在这时候去寻求解决方案。为牧民提供经济补偿？猎杀一部分藏野驴？藏野驴的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留给政府的一个难题。而任何管理措施，都不能忽视牧民的参与，如果割裂当地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不让他们参与到野生动物管理中，注定无法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