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包容：允许我因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入复旦而成为校友。其实，即使上医，我也没毕业。无论复旦还是上医，称为母校，对我不最合适。更合适的称呼是：父校——我父亲的母校。五十四年前，我父亲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与大家一样在此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父亲的故事，因为他与在座同学贴近，父亲是在这里开始知道什么是医学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感恩复旦暨上医为我们两代提供了高等专业教育和训练机遇。在毕业季，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1968年离开上海的父亲，无法像今天的你们一样怀揣梦想、期待充满阳光的未来，因为浩（qi）荡（pa）的历史带给他的事业“塌方”：父亲回到江西很快被从南昌送到县医院，而县医院也不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父亲受教育过多而应该去农村劳动。
离开人才济济、良医众多、设备优良的上医不到一年，父亲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偏远农村的卫生室，那里医生只有父亲一人。你们可能不会有“断崖式”转折，至少我希望复旦毕业生都不会。但你们也会有不得不与困难共舞的时候，我期待你们：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
当年，父亲除了似乎一辈子要生活在农村的前景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之外，还面临其他问题：人们生病没有昼夜，父亲是全天候的医生；农民不可能分科，父亲只能从一位呼吸内科高度训练的专科医生，几乎被磨炼成“全科”医生；出诊远近村落、跋山涉水都靠双脚；一家四口的居住面积不到十平……父亲曾半夜长途步行赶到农民家里为难产的孕妇接生；挽救故意或误服农药的村民；口对口呼吸救助溺水儿童……不可能都靠现代医药，也试过草药。
广阔的农村，成为父亲的临床实践基地；缺医少药的农民触发父亲培养当地青年成为赤脚医生。在条件很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回到南昌不久就努力从事医学研究。八十年代，他从美国引进现代医学研究方法。九十年代他更好地理解了优美的DNA双螺旋和重组DNA技术带来的生物医学革命，将临床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探索疾病诊断和治疗，推进分子医学。虽然五十年前不同于现在，但今天的世界也疯癫，今天的中国并非天堂。
在与大家分享了五十年前毕业的研究生如何与困难共舞后，我衷心祝愿你们：人生穷乏处，达观自爱，追求崇高，不在乎得失，只要境界脱俗；人生得意时，忧乐天下，正道直行，不在乎伟大，只要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