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中，含有中国科学特辑这一栏目。上一次《自然》推出中国特辑已是8年之前。从1869年Nature创刊以来，我们一直关注全球科研进展，通过自然科研品牌，我们提供一系列专门服务于科研共同体的优质产品与服务，涵盖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和应用科学，包括了期刊、数据库和研究者服务等。
杨卫在本评述中指出，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提升成果转化水平，将奠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中国经济增长有赖于创新。开发新技术、提升效率、创造并践行新的知识，均有助于提振经济，服务社会。然而，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对国家创新方式提出了换挡的新要求。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主体多为短期或凝练技术的研发（R&D）。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型项目投向有应用前景的或急需的领域，如研制飞机发动机、高速列车、太阳能电池以及新药设计，并期待其成果可在5-10年投入实用。如今，中国应以更长期和更宽广的视野，培育研发及其应用的基础科学根基。
基础研究是指创造科学知识与新技术的研究，这些知识与技术随后能够得以开发、转化和应用。在中国，对基础研究众说纷纭。一方面，基础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Elsevier的Scopus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全球研究论文中所占份额从1997年的2.5%跃增至2015年的18.8%；另一方面，对基础研究现况也存在批评性意见。
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和诚信应成为中国推进国家创新步伐行动的重点。科研质量必须重于数量，而科研诚信是确保质量的最佳途径。技术开发的成功应用将证明对基础研究值得投入更多资源。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政府资助机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主任，我呼吁：今后要持续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争取到2020年能有较大改观。
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在全球科学排名榜中的位置都在迅速上升，无论是产出数量与质量、研发支出还是国际合作均为如此。例如，中国在高影响力科研工作（Scopus中按引文排名进入前0.1%的论文）方面的占比大幅急升，从1997年的不到1%增长到现在的20%。
基金委成立于1986年，其预算从仅8000万人民币起步，到2016年预算规模已经扩大了300倍以上，国家财政拨款达到248亿人民币。2015年，科学基金参与资助了全部中国研究论文的62.1%或全球学术产出的11.5%。基金委的使命是成为科学家之“友”（FRIEND），即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丰富、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大、资助谱系多样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
中国正走在通往科研诚信的漫漫征途。由于其科学论文巨大体量等原因，美国被撤稿的论文数量仍然位居全球榜首。随着中国论文数量快速攀升，被撤稿论文的数量亦在增加。中美两国在强化诚信方面的教育方式略有不同。
在中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教育倾向于“非黑即白”模式——科学家要么成为道德楷模，要么被描绘为进入伦理深渊；而在美国，则是教师在课堂上同处于早期学术生涯的研究者讨论相关案例，重点分析处于学术不端与学术诚信之间的灰色地带。两国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未来5年哪些基础科学领域最有可能发展迅速？基金委2016-2020规划中包括一份优先发展领域清单，列出中国可能出成果的突破点和跨学科热点。
例如，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将开展融数论、几何学、分析与理论物理为一体的“朗兰兹纲领”研究；位于四川锦屏的深地暗物质实验室或许能探测到暗物质存在的迹象；位于中国西南部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计划在今年9月份建成；以及在未来5年为推进天体物理、宇宙学和地球科学研究的24颗科学卫星（其中4颗在今年发射）。
基础科学创新要造福经济，必须培育研发活动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产品和市场。并非所有基础科学都会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开花结果，有的研究纯粹是好奇心驱动。然而，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让新知识转化为真正的技术突破，或将成果应用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其他领域。
总而言之，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第一，激励中国科学家集中精力取得下一个重大科学突破，而不是为其设置障碍。
重大科学突破需要付出长期时间和艰辛努力，正如引力波探测所揭示的那样。需要对一些领域（如基础物理和天文学）的长远发展做出总体规划。第二，制定并实施一套能够衡量学术声望的指标评价体系。第三，营造健康和谐的学术生态。应当让研究人员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而不是将大量精力浪费在填表等文书工作上，被迫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以及纠结于资助项目的财务细节等方面。
第四，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模式，以发现和培育基础研究的可利用成果。成功之路征途漫漫，我们还需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