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自然》（Nature）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科学身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科研国家，在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下，越来越多的基础科学研究跻身世界前列。纵然从整体上，中国仍未改变跟着西方科学跑的局面，但是在愈来愈多的领域，这一角色已经开始扭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角色蜕变。
本月21日，《自然》杂志评选出中国10名“科学之星”，他们的研究领域从古生物DNA到结构生物学，从航空航天到深海探测，这些科学家代表的正是冉冉上升的中国科学。这些跻身于世界前列的科学家，正是中国政府过去长时间资助下的结晶。
《知识分子》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崔维成教授。他表示，“这是我们‘彩虹鱼’挑战深渊机箱团队三年拼搏的成果结晶，现在都记在我头上，但属于大家。对于我们团队来说，离目标还有很长距离，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希望我们的团队在海洋强国建设的大气候下，能够为我国海洋科技的发展作出一些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6月23日，《自然》还发表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杨卫以及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等人撰写的两则评论和一篇特写新闻。杨卫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创新来驱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更应该看到科学技术带来的价值。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基础科学快速增长，但也涌现了诸多问题，例如近两年几大学术出版商对中国研究的几次集中撤稿、基础科学与工业界或者其他应用领域的需求相去甚远。他认为，未来中国科研应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研究者将更多的时间用在科研上、制定合理的学术评估标准以及提高对应用研究的鉴定和培养，这些都非常重要。
裴端卿则回顾了2015年中国学者“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的事件，他强调逐渐壮大的中国生命科学应重视基础研究和法规并举，从而与世界科学同步发展。特写新闻则关注到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基因测序行业，在这一领域，中国早已不再是当年“1%”的影响力了，从基础科学到产业应用，中国都走在世界前列。
为了更好地了解此次《自然》密集关注中国科学的背景，《知识分子》第一时间连线《自然科研》中国区执行主编印格致（Ed Gerstner）先生。
科学知识以及对此类知识的应用几乎不可能被国界线所限制。就其本质而言，在中国开展的科研不仅仅会影响在中国生活的人，也会影响那些生活在尼日利亚、德国、巴西、英国、美国的人。我在中国各地遇见的许多科学家都明白这一点——他们需要以负责任的、尊重道德的方式开展研究，同时也要致力于遵守国际科学家团体设定的规范和标准，因为他们也是国际科学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任何一个追求创造性的领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多样性。经验的多样性，展望的多样性，方法的多样性，思想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研人员的特定观点和人才贡献是全球范围内的科学进步不可缺少的存在。但同时，培育和支持中国科研人员的多样性，和在中国支持科学进步都很重要。
基础科学领域的公共投资是确保任何经济体技术和科学生命力的关键。很多公司，如英特尔、谷歌、苹果产生的技术进步，如果没有通过公共投资创造的知识，不可能发生。然而，公共投资只是知识驱动技术发展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如此的生命周期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帮助我们应对在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由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基础研究确实是件好事。最近几年，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是国家对科学的雄心没有减退迹象。
2000年时，中国在科研上的投入和法国等同，而现在它在这一领域的投入的资金已经超过了欧盟，在调整货币购买力后。投资的增加得到了回报。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每五篇全世界范围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中，大约有一篇会有中国研究者的名字出现。顶尖中国科研院校正在闯入各种世界最佳排名表，同时中国也创建了一些无与伦比的科研设施。
在大好前景下还有可以改进的余地。在基础研究上，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比许多科技强国要低，而且国际合作相对较少。学术论文的影响力提高很迅速，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中国对拥有150万研究人员感到自豪，但相比总人口还是显得稀少。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了部分问题，并宣布要增加科学和技术的资金投入，重点是要刺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