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自然》杂志最新一期的中国科学特辑正式全部上线。除了周二上线的“中国科学之星”以外，还有几篇内容，Nature.com的官方微信号"Nature自然科研”将陆续放出这些内容的授权翻译，敬请关注。未经授权的翻译是侵权行为，版权方将保留追求法律责任的权利。
道格拉斯·西普（Douglas Sipp）和裴端卿认为，中国在监管涉及敏感伦理问题的生物科学研究方面也许有值得世界借鉴的经验。全世界首篇，包括至今仅有的二篇关于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论文均来自中国的实验室。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从一个以农业和商品制造为主的封闭社会成功转型为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又一标志。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类研究是最近十年来，反映中国在监管方面松懈，或者说从文化上对基本伦理争议不太关心的系列事件中的最新案例。
在我们看来，认为中国的科研雄心会致使其无法在生命科学领域，特别是涉及人类胚胎的研究上审慎行事的担忧，被过度夸大了。事实上，中国在管理编辑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的基因，以及在科研中更广泛地使用人类胚胎方面都表现出了谨慎和克制。
未来还会有巨大挑战，特别是在生物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面。在国际监管标准需要不断演化才能紧跟科研发展的快速步伐的时代，中国应该获得鼓励，确立自身科研超级大国的地位，与其他成熟的科研强国一起并肩不仅成为科研上的创新者，也成为监管方面的开拓者。
首个有关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曾被《自然》和《科学》期刊双双拒稿，据称部分原因是同行评议者对其伦理问题的不安。
美国和欧洲媒体对两篇论文的报道往往把研究者的工作描述为一味追求进展、无视伦理原则。以这种方式描绘中国实验室主导的研究也并不鲜见。在本世纪初，中国研究者曾把人类皮肤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到兔子的卵细胞中，试图培育出人类干细胞。就像第一篇关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论文一样，这项研究起初也被拒稿，部分原因是伦理上的考量。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媒体的强烈批判。
华大基因（BGI），一家位于深圳的私人基因组学科技公司曾经试图通过为“拥有高认知能力”的志愿者的基因组测序，将特定的基因序列与智力联系起来。这项始于2012年的研究也激起了人们对于中国对优生学潜在兴趣的担忧，尽管华大基因保证这一研究目的只是为了增进对高智商遗传基础的理解，而且无论如何，在现有的监管条例下，也不会允许把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生殖方面的应用。
中国在2001年发布的有关辅助生殖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规范，就禁止了移植以生殖为目的修饰的人类胚胎。在中国，违反政府规范会带来罚款，被开除，还有可能失去科研经费和执照。因此，尽管没有直接被写进法律中，但在允许人类胚胎研究的同时，将改造过的胚胎植入女性的子宫被认为是中国科研和医疗界“不能逾越的界限”。自从2001年出台以来，没有人违反过这一规范。
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两个实验室都取得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许可。他们使用的是被体外受精（IVF）诊所放弃、无法存活且不会发育成胎儿的单细胞胚胎。此外，他们在发现基因编辑过程的效率出奇的低下后都停止了这项工作。上述这些步骤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涉及人类胚胎研究的轻率态度。
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众对使用人类胚胎的科学研究漠不关心。
相反，与常见的认知不同，使用体外受精的中国家庭在处理多余胚胎时一般持保守态度。即使在一胎政策下（这一政策在今年一月放宽），83%的受访家庭选择在孩子出生后将多余胚胎保留0-3年。许多人都表示这么做的原因是对胚胎产生了感情。在中国，很多国家级政策和指南性规范纲领都埋没在难以检索的部委网站中，官方的英语译本更为稀少，这使外国学者们无法掌握充分信息来进行理性的讨论。
然而，就使用人类胚胎的研究而言，可以说中国的方法策略或许比许多国家零散的法律体系更为高效实用。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委的指南规范对于中国正在兴起的私营生物科技企业是否够用。在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中国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它的前身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都出台了针对干细胞疗法的规范。
管理私人诊所的早期尝试遭遇了困难，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监管管辖权情况多样，在遵守规范方面也无法做到统一。只要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执行规定就可能变为一项挑战。干细胞生物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临床应用是医学的前沿领域，因此，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缺少经验。
在全球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内部监管系统的复杂繁琐，以及国际上与日俱增的让开放监管的市场来裁决技术质量和伦理问题的呼声，而不是政府官员或生物伦理学家的大背景下，对每个国家而言，针对日新月异的生命科学研究来制定合适的管理措施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增进对不同国家做出的各种努力的认识，更好地理解各国应如何合作达成国际管理共识。总之，好的规则能驱动好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