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编者注：2011年）是先父的百岁冥辰，我已年过六十，回首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无论在学术上和处事为人上都深受先父的影响。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我在这里述说我少时的经历和当日父亲教导我的光景，或可作为诸位的一个参考。
我父亲丘镇英在广东省的蕉岭县长大，蕉岭县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毗邻的梅县则为大县。两县居民以客家人为主，我母亲是梅县人，所以我们家中以客家话交谈。我的祖父丘集熙曾做过丘逢甲的幕僚，并创办学校和行医。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赖四伯艰难苦撑，教先父成人。
我父亲幼时好读书，除经史外，亦饱读群书，又好创作，酷彷骈体，吟风弄月。父亲年幼时亦受祖母影响，受佛、老庄影响甚深，多游侠观念，后受西方哲学家卢梭和斯宾诺莎之思想薰陶，言行则学曾国藩，而梁启超之著作亦影响匪浅。
我的外祖父梁伯聪是前清秀才，在梅县中学教书，诗画都属一流，门生众多，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他赠送我父亲一首诗：
「能使欧公让出头，眉山原不等庸流，……」
说的是欧阳修在苏东坡出身时赏识苏东坡的事情，可见父亲当时的文采。
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年青时以抗日为志，曾读军校，以身弱不克完成军训，遂从政。抗战胜利后，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区的委员，因清廉而屡得奖赏。
我在1949年四月出生于广东汕头，父亲继承家中传统名我为成桐，字我为凤生。1949年十月初，父母亲携带一家七口和外祖母一家坐渔船到香港，留下了由母亲用父亲薪水投资得来的一些产业。父亲决定在元朗定居，当时以为很快就会返回汕头，并没有作长久的打算。他与朋友合资创办了一间农场，以维持生计。其实父亲对农场并无经验，只是听从朋友的建议。但是开农场并不简单，过了两年农场就倒闭了，家中大困。
再无法维持亲戚的生计，外婆一家人也就搬离我们家。我们一家人则搬到元朗一间大屋叫李屋的，几家人合住，屋中没有电灯，父亲晚上看书用小油灯。也没有自来水，每天到河里洗澡，我那时才三岁不到，水深时不敢下水，母亲和年纪比较大的姊姊们则到河边挑水回家。我和哥哥帮忙做一些琐事。有一次在倒垃圾时竟由二楼沿着楼梯滚下来，母亲带去医院在额头上缝了几针，至今疤痕犹在。
父亲每天到香港岛祟基书院去教书，当时崇基还在港岛。
父亲由凌道扬博士安排，在崇基教经济、地理，他又跟从陈树渠创办香江书院，教文史哲。当时教授的薪俸以钟点计，少得可怜，上班要坐脚踏车后座到元朗市搭乘公共汽车，再坐渡海轮船过海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单程就须要一个半到两个钟头，所以总是到了晚上才能回到家里，晚餐后已经很累了，还要准备讲义。母亲则一面维持家中生活，一面到判头处找一些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绣花、穿珠、塑胶花等手工。
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因为离元朗市区太远，我家迁居到沙田排头村居住。搬家时，我们坐货车到了沙田。从沙田一间寺院租了一幢房子的第二层住，沙田风景与元朗大不相同，在爬上半山时，山上有岩壁，泉水涓涓而流，山壁上的芒箕别有一番风味。我们住的地方叫做英霞别墅，长满大树，有荔技和李子树，开始时我们觉得很新鲜，以后才发觉住宿阴暗，容易生病，珂妹却在此时出生，因为妹妮姊已经嫁人，家中还是十口。
在这一年，姊姊、大哥和我都到大围的沙田公立小学上课，我读二年级，每日背着书包走路上学，觉得很累，往往走到半路时不肯走了，斗脾气，父亲总是叫三姊扶我回家。大哥比我听话，但是突然生病，时有发烧，看医生也没有发现毛病是怎样产生的。过了十年后，才晓得是脑瘤作怪。
在沙田排头村住了一年后，父亲又决定迁居到沙田下禾輋的龙凤台，此地靠山面海，环境舒畅。我们的房东叫余福，住在房子一楼的右方，共两房一厅，面积不大，一家十口住在两个房间里，确是挤拥。刚开始时，孩子们还小，倒也亲密愉快，在这里住了七年，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我们和邻居相处和睦，住在我们隔壁的一家姓周，他们有两子一女，我们叫他们八哥、九哥和港珍。楼上亦姓周，我们叫他们夫妇做大周哥、周大嫂。
我们刚到时，他们有三个女孩，以后则多了个男孩，他们找了我父亲替小男孩命名，叫做周基典。过年过节时，所有小孩一齐联欢，甚为热闹。中秋节则吃月饼、玩灯笼，过年则送红包、放鞭炮、烟火、玩纸牌、状元游街等游戏。九哥、哥哥和我年纪相约，常在一起玩耍，有时打波子、捉迷藏和爬山。周伯母很喜欢我们，视我们如亲生儿女，总是将最好的食物给我们吃，也带我们到海边游泳、挖蚬、捉螃蟹。
以后他们家搬到港岛住，还常和我们往来，有一次我病得相当严重，母亲带着我住在她家里看医生，有一个礼拜之久，她悉心照顾，使我毕生难忘。
在我们这个两层楼的房子旁边还有一个小别墅，住了一家人姓王，儿子叫王世源，他们住的环境比我们舒畅得多，是他姊夫的物业，他姊姊每月只来这里住一两天，一切以他姊姊为中心。他母亲叫做王婆，不太看得起穷困的我们。她女儿有时带朋友很晚回家，到中午才起床，我们的读书声吵醒了她，所以王婆常来干预我们读书，有时会弄得不愉快。她们有个佣人叫银姐，烹调很出色，有时会送点心给我们吃。我母亲也会礼尚往来。
沙田公立小学在大围的一个小丘上，我们每天一早沿火车路走到沙田火车站，再坐公共汽车上学。当时公共汽车每程需一毫子，有时我们就沿着火车轨走路上学，省下的钱可以买雪条吃。到如今，龙凤台六号仍然是我一生最怀念的地方。在这里有高大的凤凰木，夏天开着火红的花朵，有青葱的竹树、松树，还有高大的白玉兰，春天时在翠叶丛中长满了洁白如象牙般的花朵，芬芳而美丽。
我们自己又栽种了玫瑰花、牡丹花、海棠花、蔷薇花、茉莉花和爆仗花，春夏之交，花朵盛开，对着深蓝的海水，读书声合着松涛声，院子虽只容三数人坐，感觉却如人间仙境，尤其在月明之夜，月光照在海上的倒影，使人心旷神怡，读着苏东坡的〈赤壁赋〉，直有羽化而登仙的感觉。
从小学开始，父亲教我们念唐诗宋词，从简易的开始，我们在山上朗诵这些诗词古文，看着大自然的景色，意境确是不一样。
那时候家境穷，但是渴望读小说和课外书，记得隔壁八哥家有一位叫做沈君雄的年青朋友到他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从南洋来，热爱共产中国，要回国服务。他留下了一大堆书籍，其中有种种不同的演义和章回小说，包括《说岳全传》、《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还有鲁迅先生的短文，八哥送了给我看，我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弥补我读课外书的不足，父亲买了一些国内外名著，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安徒生的童话、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话、歌德的《浮士德》等书籍给我读。他还向我们解释这些书籍的精义，读《西游记》就提到意马心猿的意思，读《水浒传》则提到农民的艰苦引致农民革命等等事情。
那时我还小，没有这些深入的想法，只会惋惜孙悟空不能逃过如来佛的十根手指，也对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觉得兴奋。
从九岁起，父亲要我们每天习毛笔字，临柳公权和王羲之的帖，当时我们邻居几个年青人每个星期聚在一起，比赛写毛笔字，由父亲做裁判。我还小，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在旁边观赏，觉得这种有益身心的比赛很有意思。
父亲又开始教我们念古文，由浅入深，开始时念〈礼记檀弓篇〉嗟来之食，又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回想起来都是跟做人和读书有关的文章。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穷困得不得了，不断要对付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吃「嗟来之食」，至于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则是我历来读书的习惯。有浓厚的兴趣去读书，最为重要，即使开始时不求其解，在时间的积累下，慢慢也「解其中意」了。
以后读王勃的〈滕王阁序〉、〈苏武答李陵书〉、〈弔古战场文〉等，长篇难解，但是父亲下班回家后，要我背诵这些文章，他拿着书，我一面偷看一面念，他也让我及格过去，现在想来他是有意让我偷看的罢。但父亲和我有时也一起去欣赏这些古文，记得我们在读〈西门豹治邺〉到河伯娶妇，巫婆下水时，我们相视大笑，有如父子互相切磋学问。
我们家境虽贫，但香港经济却渐有起色，相对来说，中国正在进行大跃进，从报纸上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农村饥荒的惨状，我们家住的地方离火车轨不远，每天看到从火车上运载的牛和猪都很瘦瘠，这些畜牲都是替中国争取外汇的，却没有足够的饲料，可见当时中国贫穷的光景。父亲也开始明白到短期内无法回返家乡了。他和凌道扬校长跟一位朋友叫王同荣的开始筹办银行，本来计划由父亲到南洋去集资，由于人事的关系没有成功。
我这时长大了些，也能够替父亲送信或送礼给他的朋友，钱穆先生是新亚书院的校长，他住在西林寺附近，父亲有时从沙田火车站走到他家里聊天，我站在旁边，也学了一些历史和哲学上的知识。钱师母对我们很好，过年时除了给我们红包外还送礼，有一次送了我们一个猪头，真是别开生面。
我母亲的手艺很好，她会做粽子、年糕、芋头糕，她也会酿酒和做腊肠、腊肉，过年过节时由我负责将这些食物送到父亲的朋友家里，因此常得到父亲朋友们的赞赏。
常有来往的教授有钟应梅和王韶生等，王教授替父亲著的书《西洋哲学史》写了一个书评，对父亲的思想极为推崇。父亲来往的朋友里，还有寺院里的和尚，父亲喜欢和他们讨论佛教的哲理。
当时崇基的学生有不少到家中和父亲交流，交谈的内容包含西方哲学、儒、道、佛等中国思想的融合，父亲尤其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也论及近代科学的思潮，常来家里的学生有何朋、傅元国、黄沛雄、李伯荣、陈耀南等，香江学院则有李锦镕、陈郁彬、陈庆浩、支宇涛、王友浩等，他们和父亲的交情很好。
我们在客厅里摆了一个吃饭的桌子，吃完饭后就要赶快清理出来，一同坐在那里念书，父亲的书桌则到旁边，他一边看书，一边看管我们。他将一个大书架放在他的书桌上，我常爬到他的书桌上看书。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叫《文心雕龙》，以为是武侠小说，打开来看后，不觉大失所望，不过以后我倒是看了这本书里面很多文章。
我的大姊在读中学二年班时，得到奖学金到英国念护士。而二姊则到澳门一间中学寄宿。当时澳门一个姓曾的中学校长，在汕头时欠了我父亲一大笔钱（有五万元之多）无法偿还，他就请父亲送孩子到他的学校住宿，不收学费，结果二姊在澳门染病，回家两年后去世，看着二姊憔悴而逝，心中实在悲哀，父亲哭得很伤心。
穷困的痛苦，是当时读书人共同的问题。父亲评论黄仲则的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寒衣未剪裁」时，说这是描写穷困最赤裸的一首诗。我们小孩子没有好的衣服穿，比不上同学，觉得惭愧，却不知道父母的心情。但是衣着不光鲜却容易让人歧视，记得珂妹小时上幼儿班，由我负责接送，在沙田信义小学接她时，校长以为我是顽童，居然打了我一巴掌迫我离开。
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喜欢玩，书读得不好，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吴汉，在三年级学期结束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走，碰到我的三姊，吴汉很高兴的跟她说，你弟弟考得很好，比我高分，回家后却给我父母亲大骂了一顿，因为我名列班上36名，我的数学大概还好，记得当时学校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学生绕着校园跑步，每到一个角落，就解一条数学题，我跑得最慢，却将所有题目都答对了。
小学五年级那一年，我书读得还算不错，大概数学还可以，中文也不错，考了第二名，父亲大为赞赏。与我们小学的校长刘随关系很好，这年校长去世，父亲还送了挽联。班上有劳作和美术课，三姊手工很好，常替我做劳作的功课。我绘画还可以，画山水画，还代表学校去比赛。
到小学六年班时，学校要我们准备香港所有小学都参加的会考，是升上公立中学最重要的考试，所以这一年下学期全部时间温习，上学期则开始学英文和学习算术里的鸡兔同笼等问题。英文老师叫马谦，刚从香港大学毕业，到我们这种乡下小学教书，大概有虎落平阳、牛刀小试的感觉。上课时全部用英文上课，对我们这种没有学过英文的小孩来说，真是措手不及。
还记得我过了一个多礼拜后才晓得什么叫做「Do you understand?」。
我哥哥已经进了巴富街中学，是官校。我父亲却需要带着我到处奔走，找一间愿意收留我的私校。第一所就是培正中学，当然这是名校，不容易考取。培正中学校长是林子丰博士，很懂得办学，他曾经邀请父亲到培正任教，父亲婉拒了这个邀请，但也因此结识了林校长和他的秘书长林雁峰。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我为了准备入学考试，花了不少时间，破釜沉舟，终于考上了培正，但我也不排除林雁峰老师帮过忙。
我们家在沙田，培正中学则在何文田的窝打老道，我们每天走到沙田火车站坐火车到油麻地的火车站，再走路到培正中学上课，总共要花一个多钟头。火车每小时一班，赶不上火车，则坐巴士，经过城门水塘，绕着山路，花很多时间。学校八点半上课，准时到校没有问题，但是下午课由一点到两点半。火车在三点钟由油麻地车站出发，往往要赶火车，赶上后在火车上气喘连连。
刚开始到培正上学时，由母亲做中午饭带到学校吃，往往给同学讥笑，以后就在学校门口的茶餐馆吃干炒牛河，一元一碟。在读一年班时，小舅和妮姊结婚，住在学校旁边，有时到他们家吃饭省下一些午饭钱，这事情最后给外婆知道了，和母亲诉说小舅家也很穷，以后就不敢再去占便宜了。
在念中学第一班时，乡村孩子的野性未改，班主任叶息机老师在我手册上的第一段评语为「多言多动」，第二段评语为「仍多言多动」，第三段则为「略有改进」，可见我上课时并不安静，父亲不见得很开心，由二姊来管束我。但是教数学的易少华老师倒很喜欢我，她刚从大学毕业，还在谈恋爱，上堂总是笑口常开。
这年暑期，父亲要我读冯友兰的《新原道》、《新原人》，还有唐君毅和熊十力的哲学书，虽然不知所云，但是也逐渐习惯比较抽象的学术讨论。父亲在家中与学生讨论希腊哲学和自然辩证法时，使我欣赏到数学的重要性。
六一年秋，我从初一正班升初二善班，开始比较习惯培正的生活。国文由潘宝霞老师教，她刚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戴了一对很有稜角的眼镜，做事很负责任，管我们很严，教书也很用心，她教我们学范仲淹的词，很合我的胃口。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全校在一起的早会，由校长或其他嘉宾训话，我们都要穿制服和打红色领带，我有时赶火车，没有将领带戴上。有一次早会时，学生在大堂里吵得很厉害，林子丰校长很不高兴，说我们学生衣衫不整、领带不戴。我一听就赶快将领带拿出来戴上，这下可惹火了潘老师，集会后，捉我到她的办公桌处要狠狠的罚我，要记我两个小过，让我吓了一跳，因为父亲知道了可不得了，只有向潘老师求情。
潘老师心肠却是极好，见我衣着并不光鲜，就问了我很多家中状况，知道我父亲是教授，却家境穷困，竟引起她的同情心，不但不惩罚我，还想办法帮我忙，送我一些奶粉。这事使我甚为感动，我也由一个喜欢玩耍的顽童变得一个专注读书的学生，我二姊倒是大为惊奇，认为我开始长进了。
50年代，香港的大专院校里面有很多逃离大陆的学生，他们工作大多没有着落。在崇基书院搬到马料水时，要辟山建校舍，不少学生帮忙打石头、盖房子，以赚取生活费。炎热的太阳下，做这些工作，其辛苦可知。何朋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何教授和他夫人常到我家，有一次还带了他翻译雪莱的诗给父亲读，父亲很高兴写了一首诗贺他。
香港暑期时都会有台风，每次来的时候不用上课。由于市场关门，我们吃罐头的鱼或肉，我们小孩都很高兴。但是风来时，吹得房子动摇，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一家人都惶惶恐恐，希望房子不会倒下，那时每年都有渔民淹死。
1962年秋九月初，台风温黛袭港，同时引起海啸，早上起来，从半山看下去，整个沙田水汪汪，才陆续知道整个沙田渔村被毁，大量人口丧生的惨况，渔船都飘到火车路上，过了很久市镇上还带臭味，我家门前高大秀美的玉兰树也倒了下来，花木凋零，不忍卒睹。
这年开学以后，坏事接二连三而至。先是二姊去世，虽然母亲多次带她看病，终于无救，母亲带我去和合石坟场找她的葬地，第一次遇到生离死别的伤心事，父亲写了一首悼诗，心情实在难过。
这一年，梁君伟老师教平面几何学，讲解生动，将优美的几何公理系统在堂上一一解释，使我印象深刻，这是我对几何学发生兴趣的开始，看到这些定理，使我兴奋不已，在火车和在路上都会思考这些问题。直到中学三年班钟伟光老师继续上几何课时，我已经开始自己找寻一些有趣的问题，一面自己解答。有一些问题花了我很长久的时间都解答不出来，使我困扰很久。
自从中学二年班喜欢上数学后，我数学的成绩都差不多满分，父亲也很高兴。这一年的秋天，突然有人送信到我们家，说是三伯的儿子丘成标从家乡偷渡到了罗湖，要我们去接应，母亲带了二姊一同将他带回家，在我们家住了两年多。父亲心地很好，悉心照顾侄儿，但是我们家空间不够，又多了一个人，不单是饭菜不够，父亲还决定送堂哥到香江学院去读书，家庭负担更重，母亲和父亲常为这事偷偷地争吵。
父亲在香江学院的教席受到冲击。父亲跟陈树渠创办香江多年，做文史哲的系主任，系务蒸蒸日上，聘请了很多有学问的教授。父亲的意思认为他们系的质素已经超越香港大学，但是陈树渠却与台湾国民党勾结，一方面容许国民党特务到香江学院做学生，同时容许由台湾派人代替父亲系主任的位置。
父亲去世时有一幅挽联说：「亡尚有风规留梓里，哲人其逝，空余热泪洒桐棺。」我想父亲的热泪未有空流，遗爱尚在人间。谨作〈忆江南〉一首：「百年梦，苍海月明中，还想旧时慈母泪，师友如磐父爱浓，世代守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