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师从洛克菲勒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Paul Greengard做博士后，并先后在美国罗氏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精神健康研究所、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研发部工作。二十多年来，鲁白在大脑发育和精神健康领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被汤森路透集团评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今天我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简单说一下科学的进展及其对我们的健康、老去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我个人对今天主题的一些看法。疾病管理也是治疗。得了病，大家都会去看病，看病的时候就要治疗，要吃药，但是这个观点，我觉得要一点一点地修正。首先，吃药治病这个观点就要去分析。治病其实有四种办法，一种是小分子药，也是最常见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药，而是生物大分子，就像抗体、DNA，现在各个大药厂在把自己的战略向这个方向转移。第三个是细胞治疗，不吃药，用干细胞或者自身其他细胞来治疗。第四个叫做医疗器械，有些病（比如帕金森）可以用电刺激的办法治疗。
治疗的观念也要讨论。很多情况下，治疗不是把病给治好，而是做疾病管理。比如老年痴呆症，只要把记忆认知的衰退延缓五至十年，那很可能以后不是因为这个病，而是其他器官的衰竭而死亡。所以很多情况下，做治疗并不是要把这个病治好，而是要做疾病的管理，让病人的症状得到控制、延缓，在整个疾病过程中变得比较舒服，不那么痛苦，难受，那也是治病。科学本身是讲发现了什么，很难去报告没发现什么，发现不了什么。
科学家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但很少告诉大家（科学家）做不了的事情，媒体也是这样，所以就给整个社会老百姓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科学越来越发达，治愈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希望，甚至于我们今后都可以长命百岁等误解。科学的确是在进步，有些疾病本来不能治的，今天变得可以治，但是我们要对生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管是上帝创造论也好，自然演化论也好，生命从生到死有一个生物学周期，有死才有生。
生命有限这个事实，从根本上是没法抗拒的。
我在2003年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一种非常恶性的B细胞淋巴瘤，之后听说中央电视台的罗京先生是得这个病死的。我病情进展非常快，来势凶猛，当时有一个实验用的药，是罗氏药厂发明的抗体药Rituximab,国内叫美罗华。我报名参加了这个抗体药的临床实验。在进入临床实验的时候，让我签了很多的表格，还给我安排了心理医师。治疗是化疗加抗体，这是一个靶向治疗的方法，那个时候到临床二期。我是被这个药救活的。
患癌的过程逼着我去思考，假如生命还有三个月，我应该怎么活？应该把什么事情交代了？什么事情是最重要，什么事情是最紧急，都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做。
下面我想讲一下我的观点。第一，病人的家属没有权力来代替病人做治疗（或不治疗）的决定。往往是病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子女坚持要用最好的药，要拼命地救，很多病人都到了要用呼吸机维持生命这样的阶段了，子女觉得只要有一些希望，就不惜任何代价。很多时候病人其实很痛苦，但他无能为力，家人在（有时是为了自己）替他做决定。
第二，当病人自己没有意识或者能力做决定的时候，应该有一整套制度来保证病人在事先被告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提前做决定。
第三，是文化问题。我之前参加临床试验时就有一个面对死亡、做决定的流程。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问题，各方面不是很健全，不知道谁有权力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决定；另一个是文化问题，大家都不愿意谈论死亡，其实死亡总是要来的。跟病人谈什么时候死、死的时候要怎么样，对方会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最后我想说的是老人的尊严，临终的尊严。人到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没有尊严的。
人在生病的时候就知道，尊严已经顾不上了。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会因为记忆力不好了、智力能力差了，经常被护士、护工还有家里人训斥。讲一个我自己非常有感慨的例子——上厕所。当病人自己不能上厕所的时候，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想办法，让病人怎么能有尊严地上厕所，也不需要让一个阿姨把你脱光了然后给你洗澡之类的事情。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
比如日本有一种穿在身上的医疗器械，就是考虑病人的尊严问题，不需要把你的衣服脱光，就能把你洗得干干净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