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医学的水平，我们可以在单分子层面理解甚至改变生命，我们也可以用一台机器人准确地进行远程的手术，人们对于生命的无限追求也因为科技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而放大。但是医学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无限的，也是不完美的，尤其是在一些恶性疾病面前，即便是已经手握先进的设备和一流的技术，即便是有医生永不言放弃的努力，医学并不必然具有起死回生之力。
即使富有的如乔布斯，著名的帕瓦罗蒂，都是因为罹患胰腺癌寻遍良医，却没有创造生命的奇迹。
医学本身无神话，医学是有限的，医学是无奈的，但医学永远是温暖的。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医生需要理性、需要理解、也需要客观，更需要在技术和心术的融合当中，在生与死的较量当中，在有限的医学中去拼尽全力。
我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我的父母也都是医生，他们也都是因为癌症离开了我。由于专业的原因，我经历了很多的生离死别，太多的无奈和失落。
作为一个医生，我也想用手上的手术刀解除病灶、解救生命，但是我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有时候我的手术做得很满意，肿瘤切除得很完整，淋巴结清扫得很彻底，但是很快肿瘤又来了，没有任何的提防，没有任何的征象，让所有的人为之惊叹，让所有人感到恐慌，让所有人感到绝望，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周恩来、庄则栋、傅彪、赵丽蓉……很多的伟人、艺术家、老百姓，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想不想离开都离开了。
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时候在和疾病抗争的过程当中显得特别苍白无力。在我们为医学取得的进步而欢呼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医学的局限性，医学的无奈，医学给人们带来的苦涩和悲凉，医学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过一位医生写的文章（BMJ2012;345:e6428），关于一位87岁的患者在直肠癌手术之后去世的故事，也引发了我对医生的责任，和该如何为高龄病人选择治疗方案的思考。
“大卫爱书，爱音乐，爱艺术，爱旅行。直肠癌择期手术后11天，他过世了，享年87岁。在他的葬礼上，一位老友说：“要是不大卫不做那手术就好了”。这话说得对吗？
正当体弱及失智老人不断增长的医疗与照护需求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时候，大卫的故事突显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依然睿智、活跃且貌似身体状况良好。针对这些老人的医疗我们该依据什么呢？
在我的诊所里，我依据他们的生理年龄进行治疗。那么胆固醇、血压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对于高龄人群的治疗又有多少用处？对于结直肠癌患者，合并症而非年龄，似乎是术后预后不佳的风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合并症增多。虽然大卫看似健康，他实则患有四种合并症。
对于高龄老人，你如何向他们解释手术的风险呢？如何权衡这些风险是源于合并症抑或是仅仅源于他们的年龄？我们是否需要像评估心血管事件风险一样来进行计算？
我们是否需要精于风险评估并善于医患沟通的临床医师？甚至对于85岁以上高龄患者的治疗，我们的最佳方案是否基于研究并循证有据？关于手术，大卫花了很多时间与医生进行讨论。或许最后他决定接受手术是因为这是唯一治愈疾病的机会。但是对于手术的风险，他了解多少，或许他真的不该做这手术？
我理解大卫的经历，甚至经历过与大卫这样的病人亲属讨论术前抉择。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在我们的身边，80岁、90岁的老人比比皆是，他们许多人精神矍铄，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的亲属、他们本人都难以接受。他们习惯了“健康老人”的光环，他们甚至不能接受疾病，他们淡忘了年龄，享受快乐的生活。殊不知，一部运转了80年甚至接近一个世纪的机器，每个零件都已经磨损待修，表面光鲜却暗藏着巨大的危机，他们的身体在我们外科医生来看有时候是危机四伏。
但是，对一些看上去非常健康的老人家，大家不愿意去谈风险，而大多数医生看见的是潜在的危机，而又不愿因过失而“晚节不保”，此时，超越生物医学本身的社会学问题，如亲情、友情、宗教，社会的、理性的，超越自然的、超越文化的一系列问题纷至沓来……面对如此高龄的病人，一个常规的手术，抉择变得如此棘手，外科医生宁可面对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更容易做出抉择。
此时，一切经验医学，所有的循证医学，甚至精准医学都无法帮助我们选择。其实，医学是不能回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只有根据经验——医生完全是根据经验去判断他是否该接受手术，而且有时候每个医生的答案是不同的，大卫的结局是医学注定要发生的结果，医学也注定不会因为大卫的失败而停滞不前，还会有更多的大卫接受同样的手术，或者是同样不幸的结果，或者正快乐地活着，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医学。
尊重医生的选择，尊重病人的选择，让医学去验证我们的正确与误判，让医学带给我们新的灵感和机遇——有时候正是这种机遇为人类健康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