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科学泛政治化如何可能？

防止科学泛政治化如何可能？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伍民友教授投书《知识分子》发表了文章《荒谬的逻辑：对学科评估泛政治化的批评》。文章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的A类期刊大多数为英文期刊，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义化”。伍教授指出这些指责毫无道理，学者用英文发表论文代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和为了学术交流的便捷，这些指责把学术期刊评估问题泛政治化，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体现了一种荒谬的逻辑。

伍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发表英文论文确实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而不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这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的。但为什么科学共同体会刻意与政治拉开距离？为何科学共同体又有底气主张反对学术的泛政治化？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看看科学政治化对科学的影响。

科学去除政治化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并非是说政治化本身一定是坏的，所以需要避免，而是因为科学的核心精神是求真，而政治的核心是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两者具有必然的矛盾。要维持科学的求真标准，就很有必要排斥政治化或限制政治化的影响。尽管科学不可避免地处于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但这并不表明，政治逻辑一定会主导科学的求真逻辑。

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科学共同体有底气主张反对学术的泛政治化，这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实际上，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界一直在以各种手段追求独立于政治和权势的科学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科学共同体拥有了追求独立于政治的学术标准的资本，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具有不问政治的底气。既然如此，学术还会泛政治化么？

原因在于，科学的超脱和中立性会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用来强化自己一方或己方政策合理性的工具。而且随着科学不断发展，其越来越深入到社会和人们生活这些难免被政治覆盖的领域。而且科学知识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但科研工作需要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及科学家个人需要的功名利禄，也都让科学在现实中难以真正从政治中超脱。

回到我们开始提到的伍民友教授所驳斥的“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的指控，我们看到，虽然政治会试图控制科学，虽然在现实中学术也会被贴上“殖民化”、“全面西化”或“自由主义化”等等政治标签，虽然科学家不得不为争取基金而避免与政治公然对立，但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科学仍然具有坚持自我认定的标准的能力，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实质性的泛政治化。这也恰恰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原因之一。

而且，科学不但在抵制强权政治力量时取得了成功，而且也要抵制民粹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相对成功的例子是转基因研究。虽然很多国家的普通公众抵制转基因，也包括转基因研究，但科学界在总体上保持了符合科学规律的转基因研究，其基于科学结论和科学共识来判断转基因利弊的基本标准没有因为民粹压力而发生改变。

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科学的认识标准、判断标准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因为政治压力而改变，但政治压力会通过影响科研项目、科研资助而改变科学家对科研优先性的认定，并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共同体的产出。这方面的影响的确有，比如人们可能会担心，欧洲公众对转基因农业的持续抵制，导致了转基因科研资助力度的减弱，从而导致很多科学问题无法得到解答，并最终影响到与农业领域相关的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这种担心确实有道理，但值得欣慰的两点是，民粹政治对科研资源的影响，并没有影响到科学家对转基因研究的判断标准；科学是流动的，科学家更是流动的，坚持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可以到其他对该技术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如北美）从事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媒体对科学的报道，因为这关系到其社会对其研究的重视，但媒体标准并不能颠覆科学家所更加认可的同行评议。

如何实现学术去除政治化？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科学既置身于政治话语中，同时也维持了自身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具体而言，中国发展科学的战略目标是党和政府制订的，各个科研院所都有党委，大科学家不少是党员，但科学和科学家的这种政治身份在总体上并没有影响科学共同体的评判标准。比如，身为党员的首席科学家们不会因为抵制“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义化”而放弃英文论文发表。

但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尽可能避免政治化对科学知识生产和科学评判标准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核心的一点就是要确保以同行评议为标志的科学界自治。

科学传播助力防止学术泛政治化

科学传播可以促进科学信息的流通，与科学家不顾忌“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义化”的指控而坚持在英语的本领域最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两者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促进信息最大化的流动，让更多的公众和科学共同体成员了解到相关研究，从而有助于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科学自治得以发展，而这种学术自治的发展，其本身就是对学术泛政治化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