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也是一名病入膏肓的拖延症患者。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大约检查了3000次邮箱，列出又舍弃了N份不同的购物清单，在推特上就金本位制是不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经济政策和人进行了漫长的舌战，在脸书上向起码十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发了消息，发明了巧克力莓子蛋白奶昔的一种美味新配方，最后谷歌了自己名字好几次，只是为了确认自己起码曾经写出过一些让读者想要一读的东西。
当然，许多人都会拖延，但在作家中，拖延症是一种尤为常见的职业危害。一位图书编辑曾满怀深情地向我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她被委派负责的第一本书。那本书的合约签定于1972年。
有一次，我询问一位才华横溢且小有名气的同事，他是如何能定期写出评价颇高的8000字特稿的。“这个嘛，”他说，“首先我会把活儿搁置个两三周的样子，然后坐下来开始写。这时候我就会起身去打扫车库。清扫完以后先上楼，然后再下楼跟我老婆抱怨几个钟头。最后——但这是在起码又拖了好几天之后——我真的害怕会错过截稿日了，这时候我才终于坐下来动笔开始写。”
这么多年来，我形成了一个关于作家们为何如此拖延的理论：我们当年的语文成绩太好了。这听起来是无稽之谈，但且听我道来。许多作家在孩童时期都能轻轻松松，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地在语文课上拿到A。（例外也有，但这些例外却往往也没有能拖多久拖多久的写作恶习。）在幼年时期，小学老师拼命向大家灌输努力才是学业成功的关键，而这些未来耍笔杆子的家伙的表现却明显违背这一论断。
当其他人还在磕磕绊绊地读书的时候，他们的阅读材料已经超前了两个年级。这些五年级时就能写出一部完整的青少年小说当作业交的孩子们不是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但他们在年纪尚小的时候并不会经历多少失败；他们能仅凭天分就在班级里出类拔萃。然而，这教会了他们糟糕透顶而且错得离谱的一课：写作上的成功主要依靠天资。
不幸的是，当你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后，你得与其他所有在语文课上拔尖的孩子们竞争。
你的才华可能不再是，事实上也不太可能是最突出的了。如果你在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中都躲在天赐禀赋的大树下乘凉，写作对你而言轻松又简单，那么，你写下的每个词语都成了你有多少笔力的试炼，每篇文章都是一次对你写作水平的全民公决。只要你尚未动笔，那篇文章、那张讲稿、那本小说就依然可以是杰作。在写到关键部分之前，你依然是普鲁斯特、奥斯卡•王尔德和乔治•奥威尔同时附体的生花妙笔。
但一旦停笔，你便更像是上世纪40年代的低俗小说家，费再多劲也搞不清楚句子应该在哪里结束，只好用分号胡乱串起上百页的段落。
多数作家仍能勉强应付，原因是随着截稿日的逼近，对于交不出文章的恐惧最终超过了对于交出烂文章的恐惧。但我也见过数量惊人的年轻记者毁掉或几乎毁掉了自己的事业，就因为交不出文章。他们都是能写出完整句子的大学毕业生，因此拖稿的原因绝非懒惰或者能力不足，而是被可能写出不那么好的稿子的预期吓得无力动笔。
斯坦福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瑞克（Carol Dweck）在听到我的理论后说到。德瑞克是动机心理学领域最知名的专家之一，致力于研究失败以及人们如何应对失败。正如你想到的，人们并不欢迎失败。但是德瑞克发现，并非每个人对失败的反应都是难过得浑身起疹子。在她的研究对象中，许多人憎恨自己不擅长的任务，但有的人却享受挑战。他们积极地享受自己并不拿手的事情，原因正是人们理应如此的原因：失败就是在学习。
德瑞克一度不解是什么让这些人异于他人。有一天，当她坐在办公室里（那时她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思索与她的一个研究生合作的最新实验结果时，答案突然有了眉目：不喜欢挑战的人认为，天分是一种一锤定音的、出生时就已经确定是否拥有的事物，而那些享受挑战的人则认为，天分可以通过让自己做原本不擅长的事情被培养出来。
“当时确实是灵感乍现。”德瑞克说。
现在，她将前一类人群定义为拥有“固定型心理定势”，而后一类定义为拥有“发展型心理定势”。心理定势更偏向于固定型还是发展型，有助于决定人们会如何应对试炼自己的智力水平的事物。对于发展型的人来说，挑战是增强才能的机会，但对于固定型的人来说，挑战则是度量出自己能力高低的量尺。发现自己并不如自己所想得那么优秀，这不会成为自我提升的契机，反而提醒了他们或许应该找一份要求更低的工作。
这种对自己被揭穿“其实”是南郭先生的恐惧十分普遍，临床上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冒充者综合征。数量惊人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女性）都认为自己并不是凭借实力才获得自己的位置的，并处在随时被拆穿骗子身份的风险之中。许多人会有意寻找对自己来说小菜一碟的简单任务去做，而避免处理更加困难的棘手工作。
如果他们被迫应对自觉尚未准备好的挑战，可能还会做出心理学家所称的“自我设障”行为：故意做一些会妨碍自己表现的事情，来给自己一个成绩不佳的借口。自我设障行为有时相当惊人：在一项研究中，有人在面对自认完成不好的任务时故意服用了阻碍表现的药物。
“学生在考试前夜去看电影，”心理学家爱德华•赫特（Edward Hirt）写道，“而不去复习，这样的话，如果考试成绩如果不佳就可归咎于复习得不够，而非自身能力或智力不足。另一方面，如果考得很好，他/她便能断定自己能力非凡，因为没有复习也能考得很好。”
那些难产的作家们要么抄袭，要么就把工作抛开得太久，以致再无可能写出好作品，这些都是他们给自身的失败找到的完美借口。
“工作终究还是会开始。”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说，“这时，对于完不成的恐惧超过了对做不好的恐惧。”对于固定思维型的人们来说，这个转折点常常不会发生。他们对发现自己从未拥有所需才华的恐惧超过了一切。
“那些没怎么受过监督也能在阅读课上名列前茅的孩子们会被夸奖聪明。”德瑞克说，“但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学到了聪明不是战胜艰巨的挑战，而是找到简单的任务。当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院，课业开始变难以后，他们便不知所措了。”
我们的教育系统几乎就是专门设计出来培养出固定型人的。一堂典型的语文课是这样的：阅读一篇“名家名作”，讨论一下中心思想，以及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结构和意象表达主旨的。你背诵那些简练的金句是为了应付考试默写，没准今后在第二次约会时也能用来显摆。学生们很少被鼓励去读那些著作的草稿。他们读到的都是经过作者和编辑共同精心打磨后熠熠生辉的成品。
当老师提问“作者在此处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谁也不会回答“作者也不太知道”或者“这句话来自于上一版草稿里的某个关键场景，作者修改时忘记删除了”。
科学课堂也是如此。课上教授的几乎全都是已被证实的理论，而不是那些相信神秘“N射线”的存在、声称人类有48条染色体、或者看到火星表面有运河的人。当我们真的读到了一些被证伪的过去的科学理论时——比如拉克马演化说、颅相学、自然发生说等等——这些理论的信徒留下的形象也常常是荒唐的大老粗，然而他们中的许多其实是在各自领域做出过实在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你永远看不到错误，也看不到努力的过程。”德瑞克说。难怪学生们会认为优秀作家的定义就是不会写出糟糕的作品。
不幸的是，在自己写作时，你将亲自面对每一个冗长的段落、做作的比喻和难以收尾的又臭又长的故事。“我们与‘不安全感’斗争的原因在于，” 帕斯特尔•史蒂文•弗蒂克（Pastor Steven Furtick）说，“我们在用自己的幕后苦工同别人的台前华彩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