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中学物理课本上那个证明了光的波动性的双缝干涉实验。其实，杨是一位少见的全能型学者。除了光学以外，他还在材料力学、生理学、医学、语言学等若干看似彼此无关的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与古埃及文字的故事。
古埃及文字是人类已知最早出现的文字系统之一。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古埃及文字泥版比已知最早的甲骨文骨片还要早一千八百年之久。这种文字经过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化，最终在埃及被罗马帝国征服后逐渐遭到废弃。但存世的古埃及石碑上仍然整齐地画满了惟妙惟肖的自然物和生活用品的图案和抽象的简单线条，对它们的真正意义曾一度无人知晓。
直到1799年，拿破仑带兵征战埃及时，法军在埃及小镇罗塞塔偶然发现了一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石碑。石碑上分别用古埃及的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以及欧洲人熟悉的古希腊文记录了同一段诏书，这一发现为破解古埃及文字带来了曙光。
1801年，在海上战败的法国退出埃及。经过一段谈判、偷运和再谈判的复杂过程，这块石碑最终还是被英国获取，法国只得到了一个用来研究古埃及文字的抄本。在那个时代，欧洲列强正在野心勃勃地瓜分非洲。非洲学是一门热门学科，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解也成了英法两国较量的“战场”。
然而，破译工作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对石碑上世俗体文字的性质，学术界也没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当时有两种主流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拼音文字，而以精通汉语等十几门语言的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它一定是一种象形文字。两派谁都没有办法真正破解这种文字。
到了1813年，杨也加入了破译者的行列。他指出世俗体应该是一种兼有拼音和象形内容的文字。杨相信单词表中的“托勒密”这种音译词的一定是拼音文字，既然它们是音译词，那也应知道其大致的读音。于是，他就从此入手，破解了好多个字母。然而，由于他所使用的对照材料有抄写错误，杨误以为字母表的某个关键部分有问题，中途放弃了研究。
商博良在读到这些成果以后，深深为之折服，于是抛弃了之前主张的世俗体是单纯象形文字的观点，吸收了杨的成果，认识到世俗体和圣书体都是兼有拼音和象形部分的文字。结合他本人对于埃及的科普特语的了解，商博良在1824年前后真正破解了这两种古文字，一举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或许是由于英法矛盾，商博良在取得成功后，一直坚称他的研究是自己独立作出的，没有杨的功劳。此事一度成为了文字学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后来，学者们发现了商博良于1819年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信中商博良提醒其哥哥快去注意杨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发表的重要成果。这封信成为了破解这一公案的关键性证据。此后，杨在破解古埃及文字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终于获得公认。